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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事件的名称就由“邓毛谢古”来代称。于是，邓小平就成了“机会主义”的头头，井因此撤销职务，当众缴枪，也就顺理成章地到基层锻炼去了。邓小平三起三落间的二次复出都与毛泽东有关。当他第一次遭到打击时，是因为他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到了遵义会议前后，又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邓小平才得以复出，重任中央秘书长。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40 年后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仍然有两起两落等待着他。“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1967 年，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更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被打倒后的复出，竟然和第一次被打倒发生了联系。1971 年9 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第二年才得到这一消息的邓小平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中对邓小平的三个方面予了肯定。其中第一个方面即是“邓毛谢古”事件。毛泽东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再加上“他没历史问题”和“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两条，邓小平又第二次从激流中浮了上来。1975 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后，没过多久，就开始了他最辉煌的一次复出。此后，在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坦荡的性格，使他们两人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携手同行，共同走过了13 年风雨历程。
9。 重操老本行
对游击战的再认识对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不仅彭德怀“认识是模糊的”，对“ ‘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很多八路军将领也是如此。但“认识模糊”并不影响打胜仗。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正大路沿线连续的设伏，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毛泽东几乎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每一封电报中都要谈一谈“山地游击战”的问题，但当时抗战的形势还不容八路军一上阵就钻山沟。华中、华北两个战场上，国民党军正拉开架势要同日军进行决战，主战场是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也曾指出：在条件确实有利的情况下，可以配合阎锡山打几仗。所以，不管是认识清楚的还是认识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时间进行理论上的争论。袭击、伏击不断涌现，这时需要的是打鬼子的招木。游击战、运动战、游击运动战的争论不得不暂时搁置。在太原失陷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太原失陷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原来对山地游击战想不通的将领，原来认为国共两军几个胜仗就可以将太原建成华北抗战的堡垒的将领，对日军的侵略本性及战争准备认识不足的将领，在形势愈来愈按照毛泽东的预想发展时，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为此，毛泽东在连续三封电报内对新的作战任务进行了说明。11 月8 日的电报中说：“129 师全部在晋东南，120 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的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具体部署由朱彭行之。”11 月9 日电报中，认为林、贺、刘三个师及创建晋察冀的聂荣臻部“须重新部署”。“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11 月13 日，电报进一步指出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多打小胜仗”，“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在同一封电报中还指示：“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大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将三十师部署于4 点，形成了支撑华北敌后抗战的4 个战略支点。115 师聂荣臻部开创晋察冀根据地；115 师主力转向汾河流域和晋西；120 师仍留太原附近，相机向晋西发展；129 师主力深入晋东南，开创太行山区根据地。129 师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是“石拐会议”。石拐是和顺县的一个镇，在石拐镇召开的这次129 师党员、干部会议，是129 师进入太行山开辟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会上，刘伯承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部署了129 师今后的行动方向与任务。当刘伯承宣布“129 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后，129 师与八路军其他部队一样，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真正进入了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方式，并在敌后创造了让日军害怕、痛恨而又无可奈何的抗日根据地。
刘伯承发布的命令规定得很具体：每个团的各个营都抽出一个连，组成工作队或游击支队，到指定地点同中共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工作。此后，129 师派出的一支支游击支队和工作队像种子一样遍布在晋东南广阔区域内。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等率领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了晋东南沁具、长治两个中心区，这两个地区有牺盟会的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普遍，群众基础较好。桂干生、张贻祥率领一游击支队到平和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石家庄至内邱段以西地区活动。张贤约、张南生率领一个先遣支队，到辽县以南、平汉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及漳河以北地区活动。秦基伟、赖际发率领的几支游击队与工人游击队汇合，组成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又称秦赖支队。。。向下派遣游击支队并不像派部队出去打个埋伏那样顺当，大家虽然知道撒出去是“种子”，但更愿意留下来当“拳头”。当刘伯承将769 团副团长汪乃贵找来，准备派他出去成立汪乃贵支队，到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活动时，汪乃贵说：“叫我带兵打仗还凑合，让我去拉队伍扩地盘非砸锅不可。我大字不识几个，记个指示看个文件都成问题，怎么挑得了这副担子呢？”一向幽默的刘伯承这次严肃起来：“一不是叫你当山大王，二不是叫你考前清秀才。闹革命，打日本，你是专家，宣传群众，武装群众也是我们的老传统。不会记笔记，你就‘结绳记事’。这个司令你要坚决去当，还要想办法当好。你还有意见吗？”“没有意见了，我服从分配。”汪乃贵愉快地答道。从战略转变后到1938 年4 月粉碎日军对太行山区九路围攻止，129 师将64 个连队中的41 个连队，占总数的2/3 ，分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新建立的游击支队多如雨后春笋，有的有几十人，十几争枪，有的只有十几人，几条枪。在129 师成立军区，建立军分区时，几支较大的游击支队便顺理成章的成为军分区的主力部队。以后，撒下去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八路军的武装力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太行山区各县都建立了游击队，各支队的人数，有几十人的，也有几百人的，甚至多到上干人的。开始时先发展成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为了进一步正规化，也为了突破国民党对八路军力量的限制，以后又逐渐整编为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化整为零”是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战略调整的主要特点，零散的小部队能够生存、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也正是日本侵略者必将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即八路军拥有人民的支持。与此相反，日军从下敢“化整为零”，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使周围的日军有了一种“敌后”的感觉，他们不敢分散活动，更不敢单独行动。其实，当日军以侵略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后，他们确实已经在战略上将自己置干了“敌后”，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终究逃脱下了处处挨打，到处遭袭的命运，犹如一匹野牛来到了它不该来的地方。
点、线、面点、线、面首先是物理学的概念，而后才是地理学上的概念。而到刘伯承用点、线、面来描述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态势时，又赋予了这三十概念以新的含义。在刘伯承的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