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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线、面点、线、面首先是物理学的概念，而后才是地理学上的概念。而到刘伯承用点、线、面来描述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态势时，又赋予了这三十概念以新的含义。在刘伯承的辞典中，“点”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了，点指被日军占领的重要城镇，线指与各个城镇、据点相连的公路、铁路等重要交通线，面则指点与线贯穿其中的广大区域。这时的点、线、面已经是一个战略概念，已经被赋予了重要的军事意义。日军的企图是夺点、造线、进而控面；八路军则反其道而行之，先将自己渗透到面之中，然后切断线，最后孤立点。八路军与日军围绕着点、线、面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斗争。日军占点时尚信心十足，日军参谋本部在战争之初叫嚷要在三个月至多在半年内占领整个中国，表明了日军对占点确有十足的自信。当时中国以国民党中央军为主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着优势，并且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精锐师只比日军一个师团的人数和装备稍逊一些，但是战斗中能够得到的上级对本级的重火器支援和空军支援的数量的区别，使双方的作战能力的比较失去了意义。再加上国民党军特别是杂牌军协调、组织等方面的问题，日军攻城夺寨虽不能说轻而易举，但也是十拿九稳。日军从北向南，夺平津，占石家庄，攻太原；逆长江而上，打上海，下南京，一直攻到武汉，最后被大山挡在了四川盆地之外。点在日军眼里只是表明他们成功与荣誉的一枚枚勋章。在夺点成功后，日军在线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且不说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铁路只能本省通行，与外省铁路根本不通用，而且贫穷落后的；日中国很多地方连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铁路了。日军为了发挥点的作用，需要修筑公路、铁路，以点带线。为了形成点与点的联系，互相支援，就需要修路、筑路。更艰巨的则是修路、筑路之后的护路。交通战构成了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主旋律。1940 年秋季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则是这个旋律中的高潮。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日军所预料的那样，攻占武汉后日军不仅没有征服中国，反而将自己陷入了泥淖之中，占点要用兵力，护线要用兵力，前线也需要兵力。捉襟见肘这个中国的成语用来形容日军这时的窘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后，中国的乡村特别是山区就成了一片“真空”地带。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真空”地带之广阔，为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斗争创造了如鱼得水的好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在“石拐会议”上向全师的干部传达了中央占领“真空”地带，在“真空”地带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129 师进入晋东南之后，又在线上做起了文章。11 月21 日，772 团2 个步乒连在芦家庄袭击了正在修桥的日军，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我因动作秘密、迅速，作抵近的突然的火力袭击，毙敌百数十名，我伤亡20 余名。”这个动作一定让负责正大路沿线安全的日军第20 师团川岸文三郎恼怒不已。然而让川岸文三郎恼怒的事情还在发生。
11 月下旬，为配合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八路围攻”作战，八路军第120 师与第129 师同时对日军的交通线进行了破袭。120 师破袭同蒲路，129 师破袭正太路。由于129 师与晋察冀根据地隔正太路相望，所以，129 师对正太路连续不断的破袭，有力地支援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围攻作战。在正太路遭到129 师袭击的是日军第20 师团。以后又接连不断在正太路沿线遭到打击的日军第20 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对129 师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机报复。终于在12 月底，川岸文三郎沉不住气了。指挥日军20oo 余人对129 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129 师控面、袭线的过程中，由于错误的消息，险些使129 师越过线去向打起来尚有些勉强的点发动进攻。1937 年11 月23 日晚，陈赓接到了刘伯承的电话。刘伯承在电话中向陈赓“透露”了八路军总部的一个指示：因苏联加仑将军强硬宣言，国际形势可能会突变，日军有向北总退却模样。24 日，129 师根据这个情况，针对进抵长凝镇的两连日军，作了带有攻势倾向的部署。原来准备到榆社、武乡之部队仍回石拐集结，772 团以一个连回道坪，侦察榆次及正大线敌情；386 旅副旅长陈再道指挥771 团向大谷与榆次积极动作，并侦察该两处情况。随后，陈赓又接到赖际发的报告：太谷、榆次之敌不断向北移动。日军要跑！陈赓的手又痒痒了。他准备第二天率772 团1 营到长凝镇附近进行侦察并相机动作。25 日，陈赓率领6 个连由石拐经沟口来到了位于上黄彩的赖际发处，并进一步证实“敌几日来确不断向北撤退”。夜袭长凝之敌的任务没交给性急的陈赓，而交给了769 团的1 连及新7 连。这次行动不是主力出战，而是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招法，就如同下围棋时试探一下对方的应手。26 日，主力仍然没动，隐蔽在下黄彩。27 日，虎将王近山带领两个连前进到了离长凝更近的高坪，准备伏击日军。王近山一露面，就意味着即将采取动作。同一天，陈赓又得到“间谍”报告：“榆次及其附近驻有日军约1 师团，似由太谷开来，约5000 人向北退，到处奸淫掳掠，抢粮食、牛羊，找‘花姑娘’。”日军的行为全是撤退前的征兆。129 师行动在即。但第二天，11 月28 日的早晨，陈赓一起床“即闻激烈机枪声，据报知系长凝之敌约200 人占山头，有向下黄彩进攻模样。”情况完全变了。原来准备进攻的772 团马上变为了守势。陈赓迅速组织了防御：以1 连侧击向下黄彩进攻之敌，以1 连占山头正面阻击日军。日军的进攻被阻止住了。29 日，直至陈赓接到了八路军总部及刘伯承的一个电报，才结束了这次越“线”到“点”的行动。来电中估计日军不是撤退，而是有转移主力先肃清后方（晋北及正太以南之八路军），巩固其交通线，建立伪组织的充分可能。陈赓根据情报，再看榆次之敌，“确无撤退模样”。实际情况是从11 月24 日起，日军以其刚由太原调驻石家庄的第5 师团、驻太原的第109 师团、驻平津的中国驻屯军旅团以及驻大同的第26 师同等各
一部，从多方向对八路军的晋察冀边区发动了8 路围攻。为粉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多路围攻，八路军总部除直接指挥晋察冀边区的反围攻外，还命令120 师一部活动于大同至太原，129 师一部活动于石家庄至太原铁路沿线，对敌进行破袭战，以牵制敌人。
黄蜂与麻雀1937 年底的一天，129 师参谋长李达及几个参谋和刘伯承骑马外出。突然，刘伯承的马不安地嘶叫起来，同时，李达的马也受了惊，两匹自马惊跳不止，之后，又突然拼命向前奔跑。等几个参谋反应过来，打马去追时，刘伯承和李达在前方已勒马站定，原来是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怕承若有所思地说，“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几个参谋听到刘伯承的话都围了过来。“它就好比是游击战。”刘伯承刚说完，又有一群黄蜂飞了过来，两匹白马闻声又战栗起来，惊恐地向前跑了几步，惟恐黄蜂再来进攻。一个并不奇怪的自然现象，在刘伯承眼里幻化成了一个战斗场面。他接着说：“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刘伯承边说边持了持马鬃，使它安静下来。“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黄蜂即使蜇不死马，也让它受不了。”李达补充道。几个参谋不住地点着头，若有所思，若有所悟。很多在刘伯承身边工作过的老战士都能说出一两个或更多的刘伯承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形象地比喻战争现象的故事。“黄蜂”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敌后抗战的广阔战场为八路军指战员提供了一个灵活打击敌人、发挥聪明才智的有利条件。当时还有一个和“黄蜂”一样充分体现了游击战本质的战法，叫“麻雀战”。顾名思义，在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战士就像麻雀一样，寻找日军的空隙，东打一下，西吃一口，频频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敌集结兵力，实施报复时，又找不到，抓不着，游击战士早已撤退。129 师进入太行后，敌以500 多步兵、一连骑兵，在范村附近向129 师驻地扑来。负责打击、袭扰日军的只有129 师771 团的1 连。1 连在10 余里宽的正面上，灵活而机动，这里打一下，那里抓一把，使进犯日军疲于应付，顾此失彼，极其狼狈。这一战，1 连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毙伤敌近百人，毁敌汽车一辆的重大战果。游击战，关键是要解决游与击的问题。游得动，才能寻找到击的机会。
度过第一个新年陈赓在日记中写道：山西战事，正面沉寂，敌不攻我，我亦不击，不解何故？仗既不多，新历、旧历的两个年就过得欢乐、充实。粉碎了日军“六路围攻”后，没有几天就到了阳历新年。30 日，各个部门都忙于准备食物。386 旅旅部的管理员从辽县买回了猪肉、食品等，“准备明早大吃”。还有一个误传的消息，也使129 师上下高兴了一阵子。不知是从哪个渠道得来的消息，说日军第14 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在磁县被炸死。土肥原贤二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的死自然使八路军将士非常高兴。实际上，土肥原贤二是在二战结束后的1948 年，在军事法庭上作为战犯被判处死刑的。新年这天，各个村都唱起了花鼓戏，庆贺八路军的胜利，将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但“剧情封建”，令人“肉麻”，“又不好禁止，拂其诚意，只好让他们唱罢！”。到了农历新年，八路军总邓给每个人增加了一角钱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