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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潜入特务，建立秘密组织，待时机成熟，突然进入，乘游击队和群众暂时退出之际，迅速成立伪政权，待群众近回后，这一区域已由灰色变为黑色。所谓“ 跃进蚕食”，即以“扫荡”为先导，在抗日根据地内部安设据点，然后依托据点逐渐向外扩张，变抗日根据地为其占领区。从效果上看，“边沿蚕食”对抗日根据地的威胁更大。因此，为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蚕食，中共中央军委指出：凡对我有害的道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为敌必争，而我又无力控制者，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凡是我方需要通过的交通线，不可破坏，以免引起敌之注意，加紧封锁，而不便我通过。1941 年6 月9 日毛泽东在给“刘邓并彭左罗”的题为《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的电报中指出，“敌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立足困难。”当毛泽东将反“蚕食”与能否在平原生存联系起来后，“蚕食”与反“蚕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力主。在这里，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目光，捕捉到了这一军事斗争中的
政治色彩。“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在理论上指导着抗日根据地在未来的斗争中走进一个全新的领域。基于“从政治上着手”的思想，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甚至“应帮助民众想出这些办法应付敌人，只有如此才不致使群众脱离我们”。基于同样的思想，在敌对势力为主的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一切只着眼于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道转弯的办法都是有害的”。毛泽东的思路，引导着在敌后工作的干部开始了更加积极有效的斗争。于是，斗争中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队结合了起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了起来，公开的斗争与隐蔽的斗争结合了起来。实行封锁与“蚕食”的日军开始感到正在逐渐地被反封锁、反“蚕食”。
平原不“平”，山区也不宁日军的“扫荡”是和“治安强化运动”、“蚕食”一起推出的“套餐”。日军之所以在1941 年最后一个季度才开始实施对太岳、太行两根据地的“扫荡”，是因为在此之前日军四处用兵，一直没有腾出手来。1941 年5 月，华北日军发动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中条山战役。虽然日军在年初就制订了以剿共为主的年度计划，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际的紧迫感，仍然使日军觉得盘踞在中条山脉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50 万大军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为了甩掉包袱，日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后，华北日军又从7 月开始准备，于8 月至9 月底发动了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为配合国民党中条山作战，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发出了多次指示。5 月14 日、5 月15 日、6 月9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三份电报，指示既要“团结对敌”，“配合作战”，又“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而且指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毛泽东还进一步说明，“我军仍须在不可不打（即必须打）又不可打得太凶（如百团大战那样）的原则下部署远后方及近后方之配合”。1941 年6 月，日军在中条山击败国民党军后，发动和指挥作战的多田骏不仅没有受到赞扬，反而受到了大本营的批评，因为他把大本营制订的剿共为主的任务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触动八路军，反而在中条山又留下了真空地带，为八路军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八路军129 师所属大岳纵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南下岳南，不仅打击了侵占晋南地区的日军，而且开辟了岳南根据地。8 月初，由386 旅和决死1 纵队组成的太岳南进支队，为了开辟岳南根据地，进入临屯公路以南、沁河以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日军为驱逐进入岳南的八路军，于9 月20 日以第36 、41 师团各一部及第16 独立混成旅团主力共2 万余人，向岳南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扫荡”。反“扫荡”中陈赓巧妙地避开日军进攻的锋芒，率领主力主动转移，使日军屡屡扑空，被迫退出我抗日根据地。日军10 月初不得不放弃对岳南的“扫荡”后，又转而对太行区实施“扫荡”。10 月底，日军7000 余人分南北两路开始了对太行区的“扫荡”，南路36 师团4000 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向黎城、赤岸、西井等地进攻。日军这个行动是直奔八路军的首脑机关而来的。当时，八路军总部机关驻西井，129 师机关驻赤岸。31 日夜里，日军进攻黎城，扑了个空。11 月1 日占领东阳关。之后，日军采取夜间行动，向129 师机关所在地赤岸急进。11 月1 日深夜，已经知道了日军正在向赤岸急进的刘伯承，仍然神态自若地站在地图前，察看着日军前进的位置和本师主力的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刘伯承终于发话了：“师部转移的时间定在2 日凌晨1 时。”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刘伯承凭什么将转移的时间定在2 日凌晨1 时？当你了解了刘伯承“利害变换线”的理论后，就会明白刘伯承在图上比划、计
算的真正意图。“利害变换线”是指能够跳出包围圈的位置线。如果向外突击过早，则敌人迅速转换队形，又会构成新的包围圈；如果转移过迟，则敌人已经构成合围态势，又无隙可乘。刘伯承将包围圈即将台拢的那一刻，称为“利害变换线”，并且将他的这一理论贯彻到整个129 师。当日军的尖兵占领了赤岸村以南1 里处的高地后，正是刘伯承在图上标出的“利害变换线”的最佳位置，刘伯承这才下令转移。转移途中，刘伯承又给师直机关于部上了生动的一课。刘伯承带领部队向北转移后，从地方游击队的通报中得知。北面偏城方向没有日军，比较安全，队伍正准备往北进，刘伯承突然下令：回头向南，朝西岗方向前进。北面无敌情，南面是日军的部队，怎么会往南走呢？这是当时很多人嘴上没说出来，但心里却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队伍快到西岗时，刘伯承又下令向东前进，向邯长路运动。越过邯长路后，转入涉具东部的大山谷。战士们一见连绵的高山，陡峭的断崖，就知道已经到达了安全地带。大家突然明白了，刘伯承先北后南，再向东的行军路线，有效地分散了日军的注意力，等他们明白时，已经来不及了。如果直接向涉县东部运动，就会遭日军的迂回拦阻。11 月9 日，在大山里已经转悠了近半个月的日军，又向位于黄崖洞的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发起了攻击。黄崖洞易守难攻，守备黄崖洞的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有利地形，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百团大战中，日军就曾派过一个大队去袭击黄崖洞兵工厂，大怒之下的彭德怀在关家垴让这个大队的日军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黄崖洞兵工厂外围的各个道口都构置了两层防线，三道雷区，厂区与山洞有密道相连，工厂转移后，整个厂区立时又变成了一个大雷场。战斗中，日军使用了各种山炮、新装备的火焰喷射器、毒气等武器，经过9 天9 夜的战斗，5000 多日军在留下1000 多具尸体后，逃离了黄崖洞。战斗后，中共中央军委称黄崖洞保卫战是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八路军总部力特务团开了庆功大会，彭德怀代表总部授予特务团团长欧致富“保卫水腰立战功”的锦旗，授予特务团“黄崖侗保卫英雄团”的称号。从黄崖洞撤走的日军，又在从西井回窜黎城的必经之路上，遭到了129 师主力的伏击，丢下400 多具尸体，狼狈逃回黎城。反“扫荡”就此胜利结束。
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时期1941 年12 月8 日，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为标志，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随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政府也正式对日宣战。从此，中国的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结力一体（在国际上正式有了名份）。但华北敌后抗战形势却并没有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有任何松动与缓和的趋势，其紧张程度反而愈演愈烈。为配合太平洋战争，日军更急于坐稳“屁股”，企图将中国变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而华北则更要成为其“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为达此目的，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就变得更急迫了。日军在对国民党继续推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的同时，其政策的重心仍在华北，在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起着主要作用的广大区域。日军以前解决华北问题主要是力解决“稳定”、“治安”等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决华北问题则主要是要确保华北重要的资源和交通线。于是，日军在华北“扫荡”、“清乡”、“蚕食”与“治安强化运动”短时间内反复。交替的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多位一体的“总体战”也全面铺开。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动的时期，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既看到了有利的一面，又看到了困难的一面。中共中央于12 月17 日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日本与中国战争已四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及南美等二十余国为敌”，“因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为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