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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同样认识到嗜酒的危害，他曾发布上谕说：酒醉的人，就成了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成了聋子，喊他的时候，他听不到，他还成了哑巴，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不能回答。他喝醉了时，就象快要死的人一样，他想挺直地坐下也做不到，他象个麻木发呆头脑受损伤的人……国君嗜酒者不能主持大事、颁布训诫和重要的习惯法；将士嗜酒者不能掌管十人队、百人队或千人队；卫士嗜酒者将遭受严惩。可本性难移，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赵昺来到这个世界后经常会被几位师傅‘劝谏’，批评他做事冲动、功利、实用，做事取巧，往往凭着一时激情决断。另外不注重礼节，不听圣人之言，不遵圣人教诲，且独断专行，好勇喜杀。处理政务简单粗暴，有时仅凭个人好恶，不计后果等等。那意思自己与当前社会格格不入，简直与蛮夷无异，当然这话没有说出来。
每当挨训的时候，赵昺嘴里虽然哼哼哈哈的答应着，但他清楚自己是在敷衍，心里并不能全部接受。不过他对自己与当下格格不入并没有多想，只是以为是中国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之间理念的冲突。要知道他也是长在红旗下，戴过红领巾，做过三好学生，学习过五讲四美、三热爱，曾扶着老奶奶过马路，捡到一分钱也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受过老师表扬的好人，这同样是中国传统美德，怎么到他们面前就一无是处了。
说到他是实用主义，赵昺记的自己所上大学的校训就是学以致用，将自己学的知识最大程度的转换为社会价值；工作后，老板儿同样是要他们要务实，不要务虚。且没有自己的实用，根据局势的发展采用不同的对策，能有今日的琼州吗？若是按照他们建设所谓的大同社会，只怕还没沾边就被逼的跳海了。
说自己功利，干脆就说钻钱眼里儿得了，赵昺知道只要理想中的**社会没有实现，还处在封建社会的宋朝同样是没钱寸步难行。自己不功利，十几万军队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去打仗；又用什么给追随自己的人开工资，发奖金；若是自己不设法弄来钱，大家恐怕还要住草棚，吃白饭啃鱼干呢！
听圣人之言，在现代社会自己就得饿死，永远被人踩在脚下，职场上玩儿的是丛林法则，讲究的是狼性。谁要是恪守那些东西，完全按照礼教行事，只怕不被送进精神病院，也要当一辈子宅男。老婆都混不上不说，若是无老可啃也只能吃着低保，终日以方便面为伍了。
至于警惕性强也是无奈之举，很多的时候你除了爹妈根本没有人可以信任。老师看你不过是钱包，当做敛财的对象；老板看你就是台机器，恨不得给你通上电让你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朋友更多的时候把你视作可以利用的工具，一旦失去可利用的价值便不再认识你；而日日相处的同事简直就是你的敌人，不仅要小心其打你的小报告，还要防着他哪天抢了你的饭碗；即便想信个教寻找个精神寄托，弄不好还会被骗的倾家荡产。如此环境下，你敢不时刻警惕着吗？
“唉，都说时势造英雄，这环境也会改变人的性格！”赵昺反思着自己两世为人经历的种种，不由的感叹道，心里也突然理解了蒙古人为啥会变成了这样。
蒙古人所生活的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带并不是适合耕种的土地，地理环境决定着历史上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必须是所谓的“逐水草而居”。然而游牧经济却是一种非常单一的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必需品无法从牲畜身上获得。而获得这些东西有两种途径，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掠夺。
在古代，贸易这种方式是非常脆弱的，它受到气候、交通、国家、民族关系等太多因素的影响，不如掠夺来得痛快和方便，所以对蒙古人的祖先来说，通过战争进行掠夺，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并不是蒙古人天生野蛮，只是情非得已。对此忽必烈说得非常精辟，大致意思是说，我朝在建立之初，攻城掠地之后，从不驻守，只是为了获取有用之物。
可以这样说，地理环境的制约，游牧的生活方式，通过漫长的历史沿袭逐渐培养了蒙古人的尚武精神，从而赋予了蒙古人勇猛顽强、活跃粗放的精神气质，然而，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这种尚武精神也对蒙古人性格中带来了很多负面因素：
处理事情简单化，冲动，不考虑后果，认为激情可以解决一切。讨厌繁文缛节，和复杂的理性思维；文化教育水平低，却又看不起文化人；鲁莽，豪爽，暴躁，不拘小节，喜欢直来直去；缺乏理性，缺乏冷静的分析能力和洞察力，因而也就平庸和迟钝。
蒙古人几乎不喜欢什么形而上的、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实际功用的思想，蒙古人在内心深处的哲学是不成文的实用主义，只有对现实生活有用的思想和技能才会受到重视，所以早期的蒙古人在每攻下一个城市以后，没有受到屠杀并被带走的俘虏中一定会包括各种工匠和手艺人。
想到这些赵昺觉得蒙古人也够可怜的，早早就体会到了现代社会的艰难，难怪他们的后代依旧不愿改变……
第686章 正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蒙古人没有在百年的征战中改变自己的传统，反而愈加强化遗毒后代。赵昺在前世很少跟蒙古人喝酒，一是自知酒量不敌，二是是在受不了他们酒后闹事。他们在几杯就下肚后‘英雄无敌’，残忍、暴躁的本性便会在一定程度上爆发。其特有的放肆无礼和自由放纵让常人难以接受，也再听不进去观点不同的解释。
而历史上蒙古人的纵情屠杀也给足够多的民族的子孙后代提供了憎恨蒙古人的理由，虽然当代世界主流的价值观念是平等和宽容，但把这种仇恨记忆了几个世纪的仍旧大有人在。这也是即使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中，蒙古人无法获得世界的尊重，且越来越处于孤立之中。
他们只可以酒后冲动解释，赵昺却以为这个词在根本上可以激情划等号，只不过表现出了两面性。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创造力的源泉，而蒙古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诗歌、歌曲的优秀和丰富程度是这种寓于冲动之中的创造力的证明。生活在这样氛围中的人可能成为最令人敬仰的优秀人物；反之这种激情的存在也可能成为令人憎恶和畏惧的破坏者，驱使蒙古人实施了大规模的征服和屠杀。
蒙古大军跟随着成吉思汗骑着马，挥舞着马刀东拼西杀，到处播撒蒙古人的种子，体会冲动和残酷带来的快感之时，却从未想过攻掠之后留下的所谓达鲁花赤们在其离开，或是灭亡之后，这些蒙古子孙们就得承受人家的报复和压迫，曾经的被征服者将以十倍、百倍回报给他们。
另外赵昺发现蒙古人的忠诚来源于极端的个人崇拜，对统治者、成功者的盲目追随。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你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蒙古人做一件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尽管你的主意很妙，可行性也很强，但蒙古人对你的说教非常冷淡，你以为自己是缺乏感染力，就进一步的努力说服，你很快就会发现，蒙古人永远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最终的结果是蒙古人都疏远了你，使你感觉似乎是你在某些方面冒犯了他们。
不过实际上这并不是你的错，而是因为在蒙古人中存在一种约定俗成的等级关系，在他们中间，总是因为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存在一些领导和权威人物，这些人或者是家庭出身比较高贵，或者是比较富有，或者干脆就是能打架。你如果发现不了这些关系，不能找到这些头面人物，说服他们来帮助推进你的计划，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他们只相信‘权威’，哪怕其可能将他们带进沟里也在所不惜。
当前蒙古统治阶级也把对形势的判断和把握的权利几乎都交给了自己信任的权威人物，从早期的耶律楚材、到现在的阿哈玛，忽必烈都是言听计从。所以也导致蒙古人也就缺乏了解自己的能力，丧失了反省自身的机会，使他们不善于也不能够对自己的未来作主。
而受到重用的无论是士人，还是色目人同时把自己的激情和努力全无保留的贡献给了领导者，但实施中却始终无法确定自己所信任的权威人物将要把他们带到哪里，不知道终极目标是什么，自己做到什么程度才会令君王满意。可做事必定会出错，招致政敌的攻讦，从而导致失败，可此时承担这种后果的往往却是他们自己……
赵昺想想自己同样喜欢‘有事问专家’，技术问题上自不必言。在政务上，他依赖应节严和刘黻；在军事上，他信任赵孟锦、刘洙和江璆，可以说在行朝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没有让他们担任首辅，也未授予极权，而是任用曾与自己观点相左的陆秀夫为首相，极力反对自己登基的张世杰为枢密使，却没有将他们取而代之这出乎所以人的意外。
赵昺却知道自己这样做，除了稳定朝局的需要外，他还知道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上即便只有三个人参与也会分出左、中、右三种意见，这不仅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也是人性使然。他知道自己理政的能力有多菜，而他又无法逃脱这个责任，因而必须多方面听取意见，哪怕是反对的声音，以此来减少自己执政中出现的错误。
若是将自己信赖的人提拔到高位，便会有人以为陛下只信任亲信，他们传达的意思也就是圣意，没有人会提出意见；再者赵昺相信人的屁股往往决定脑袋，谁敢保证他们位极人臣后不会打击异己，清除不同政见者，如此不可避免的是朝中只有一种声音存在，那样并不利于自己主理朝政。
反之即便有人对自己的政策方针有看法，甚至极力反对，赵昺以为并非坏事，说明其中也许就有需改进的意见。当然自己也可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