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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加勉的心态去看待不同的意见，有益的自己改正，无用也可以解释商讨，对无病呻吟的也可置之不理，从而减少犯错的几率。所以自己的任用专家与忽必烈的相信权威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对于冲动这个问题，赵昺以为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行事冲动也免不了，甚至会做出些出格儿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说当年七洲洋之战，形势那么危机，自己不挺身而出冲动的率军拦截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局面；若非冲动之下上了疫船去救倪亮，当时那些病号们谁会相信自己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从而效忠自己呢！
当然应节严也常批评赵昺在军改和筹建新军的问题上过于冲动，并没有经过众臣的商议便贸然出台了方案。但他并不以为然，自己还是懂的三思而后行的，这些方案虽然是新出炉的，却早在酝酿之中，并非一拍脑袋瓜子就写了这么些东西的。而打广州、打泉州看似冲动，极为冒险，但他也是仔细考虑过的，若是没有在两个城市抢了那么多的东西和钱财，琼州哪里来的发展资金，又如何破解行朝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的窘境，度过迁琼后的种种难关。
还有人批评赵昺年少嗜杀，在泉州斩了上千的降官、为私仇屠尽了蒲氏一门。可他心里最清楚，那些皇亲跟自己毛关系没有，但是自己还是要杀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要知道蒲寿庚可是残杀了数千皇亲，自己若是连屁都不放一个，必然会让人以为自己软弱无能，连家仇都不肯报又何谈国恨。而杀那些降官也是为了震慑行朝和军中的不稳定分子，让他们知道敢于背叛自己就是这个下场。
当时有人说杀俘不祥，且有失君王仁义，但是更多的人说自己杀的好，杀的痛快。所以赵昺对自己嗜杀之名并不能虚心接受，且自己这是有目的，而非妄为，绝非蒙古人那种为了屠杀而屠杀的嗜血成性。更不是一时冲动欲杀尽天下百姓的魔鬼，想要将大江南北变成牧场，也非为了私仇可以屠尽西夏都城百姓的杀人狂……
反思了半天，赵昺突然发现自己的性格和蒙古人真有点儿像，自己和蒙古人同样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崇尚快意恩仇，相信冲动是创造新世界的动力，心存纯良其中却又藏着一只魔鬼等等，可最后却是一根藤上结出了两颗完全不同的瓜。
赵昺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半天，吃饭都觉没有味道，直到睡觉还没想透彻，可他摸起枕边的《论语》时突然明白了——是文化。当然他不是指的狭义的文化知识，却是广义的文化，是指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赵昺此前并没有拿枕边的这本《论语》当回事儿，心里甚至是有些排斥，还常拿其中的漏洞来取笑和攻击那些士人们。但正是在这种抵触的情绪中，他却以批评的态度更为深入的研究了它，当然最初的目的只为为了贮备‘弹药’。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其中并非全是糟粕，有些东西直至现代还在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赵昺前世生活的年代已经是科技极为发达，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年代，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敢于挑战权威，质疑传统，试图摆脱束缚。但是他此刻却只能苦笑了，文化传统早就无声无息的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到骨髓之中，指导他的一言一行。使他意识到使一个社会能够保持长久稳定和发展的思想恰恰是那些表面上没什么用处的理论。
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发达，恰恰是在复活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列宁曾经清楚的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认为，一个民族要想前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性思维。这些理论站在人类思维的背后，通过想象力和建立假说，直接刺激着新方法和新技能的诞生，而这一点认知恰恰是蒙古人所缺乏的。
从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人就没有重视过教育，也许是那时候的蒙古人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统治者，只要孔武有力，就可以取得天下，没有必要理会软弱的臭乳酸文，然而几百年过去了，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蒙古人的尚武轻文已经给子孙们带来了无穷的遗害。
诚然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但是蒙古人伦理观的来源主要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萨满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祖先崇拜，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学习方式，一代代的蒙古人从祖先处理人际和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中学到做人的规范。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这两种观念带给蒙古人的所有不利影响就是一种可悲的奴性，对传统毫无批判的继承，对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对祖先缺点的文过饰非。这种奴性相对于蒙古人的英雄气概来说犹如水之与火，它消灭了为自己和民族奋斗的、敢于反抗的精神，消灭了民族的自尊心和前进动力。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这一切使其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他们不喜欢生活的变化，更不会主动的寻求变化。显而易见的危机来临，也不会想到避免；显而易见的机遇来临，也不会想到把握。
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蒙古人的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僵硬和缺乏变化，当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祖先所提供的经验无法解决新的问题时，这种文化的弱点就会暴露无遗，就会发生民族整体性的社会适应不良，民族的进步也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毫无疑义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创新，与这种对祖先崇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藏传佛教对人的谦虚、不炫耀的要求显然制约了蒙古人的自吹自擂；无原则的善良、人道和柔顺，缺乏风险意识的热情和慷慨被藏传佛教加以强化。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事。然而可悲的是，蒙古人实际上并没有理解谦虚和谨慎在道德上有什么重要性，相反给蒙古人的各拉山头、自许英雄的内斗提供了多障人耳目的烟幕。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族人在其早期的典籍，已经发展出了克制个人的情绪和**，遵守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以及作为君主必须尊重和爱护人民的思想……
第687章 心塞（）
一番思索下，赵昺想通了无论是盛行的儒学，还是蒙古人兼容祖宗和宗教及外来思想的传统文化，无非是统一思想维护统治的方式，消磨百姓反抗意识的措施。这也就可以解释蒙古人在征服战争中可以对征服者进行无情的屠杀，但是却又宁可卖儿卖女也要遵从征发令的原因。
只要琢磨透了两种文化的内涵，便可发现元朝所提倡的那些东西，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反对的，而思想的冲撞进而又造成了现实中的冲突。赵昺明白争论会产生真理，战争同样会促进文化的融合，成吉思汗后期放弃一味的屠杀政策便是受到了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影响。
不过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赵昺以为虽然蒙古人戕害了半个世界，但是有些功劳也不容抹杀，并影响了后世的观念和文化。元代重商，这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背道而驰的，在实施了大规模的征服和屠杀之后，蒙古人的统治对于广阔的欧亚大陆贸易交流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
宋代被世人称为商业最为发达的朝代，不再实施宵禁，不抑制工商，而以赵昺的体会并非是全面的开放商业，只是抑商的政策稍少了些，却被后人大书特书了。实际上只有元代不但不抑商，反而大张旗鼓的予以鼓励，真正实现了行商便天下，并能从中获得巨利。
这么说吧，如果说宋人生活是小资的话，那么元人生活就是大资。元朝富商中富可敌国的比比皆是，其富裕程度令人惊叹，一个稍有成就的色目商人，家里的珍珠就有十余斗。由于市场繁荣，而商人赚钱看似也很容易，往往有人早晨还一贫如洗，晚上就家财万贯了，仿佛遍地黄金一般。所以元人富商生活已不是小资，而是大资了，个个就象今天大资本家，挥金如土。
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不少官员签署文件，因不通汉文，便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
赵昺过去以为这是后人演化传说，可在小报上却也看到了称：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而就印章上简单的几个字，据说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而赵昺也就明白了为何蒙元时期文字狱十分罕见，那绝非一些喷子们所言的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实是大错特错。想那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惟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因而一帮文盲又如何分辨其中的奥妙。
但是元朝的上层阶级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喜欢通俗易懂的俗文学，而在蒙元的统治下一些士人却不得不学习蒙语，因而汉人群体中出现了一批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的人也并不鲜见了。随着蒙古语的语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