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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禁军不可能久驻一地，要随时接受调遣备征。于是他令江钲编制湖广及江西兵要及兵力配置曁要，报于兵部，待集议后再行定夺。
另外鄂州及江陵两地共俘敌近四万人及龙兴水军一部，降军中所有蒙古人及色目人皆被处死，除部分新附军及老弱自愿返乡外，大部分北人皆留置军中。赵昺早答应陈奕的要求，准其返乡，并赏赐其田地二十顷，钱五万贯。同时从董义成部抽调骨干，以龙兴水军降兵为基础改编为荆湖水军，并以其兼任统制，年后移驻岳州洞庭湖进行整编，并对缴获的战船进行改造。
此外还尚有二万多人的降军，赵昺建议也将他们编成两个独立师，一则这些人必定是当过兵的，熟知军旅，又有作战经验，比之那些新征募的新兵能够更快的适应军旅生活。不利的是他们要重新适应宋军的规则和作战方式，尤其是宋朝失去中原已经百余年，北人对大宋朝一直视为敌国，要想从心中改变他们的思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赵昺以为自己终将面对这一切，当战场转移到江北的时候，物资和兵员补充都需要就地解决，摸索出一套改造其的方式和经验。并可以在接触中更进一步的了解蒙元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方式，及兵员的征用、物资调拨的运作方式，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将来在中原地区作战的战术。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对于小皇帝的考虑大家深以为是，毕竟在夺取江南后形势与作战方式将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己方的战略和战术都要进行转变。而此前在琼州实施的是决战海上为主，陆地防御为辅作战方针。但是在那时候，小皇帝就开始针对江南的地形进行登陆作战，山地和水泽地带作战及野战进行训练，并通过小规模的实战积累经验，这才有了今日一连串的胜利。
但是到了江北以至中原地区，以步军为主的宋军将面临着巨大挑战，那里不及江南水道纵横，他们可以凭借水上的优势，以战船为机动工具快速的到达战场，进行增援和补给。而江北气候与江南又有很大的差异，雨季和旱季水文情况变化很大，冬季江河更会结冰，那么他们这种依托强大水军的作战方式就难以适用。
另外内陆地势平坦、辽阔，步军作战在没有城池和山地、河流依托的平原上作战，时刻会受到敌骑兵的突袭，交通被截断，导致物资难以运输，没有了补给大军终将不战自溃。但是蒙古人却可以在没有后勤供给的情况下千里行军作战，这其中也是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同样也可以从中找出敌军的弱点，毕竟没有人不吃不喝可以活过十天的，而这些曾与蒙军长期配合作战的敌汉军就是最好的活教材。
在江南行政区划和战区设置上，赵昺打算仍然暂时采用元廷的行省制，不过当前只能体现在军事上，能否在行政区划上使用还得在回京后进行集议。他认为元行省制是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不断调整、完善的产物，并非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而元行省制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创立了一种以行省为枢纽，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该体制有具有两重性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且元代的行省制引起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较大变动，就中国的历史环境、具体条件而言，中央集权比地方分权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明显多一些，当前社会和后世，乃至现代影响至深。
赵昺清楚自隋唐以降，中央集权逐渐取代地方分权割据，也表明了这种优胜劣汰的历史选择。但极端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中央对地方政府无所分画和无所寄任为基础的，是与皇帝专制制度相适应的历史产物，从这种特定性质、目标及消极后果来看，两宋式的极端中央集权并不是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最佳模式。从当前国情看，以中央集权为主体，适当添入地方分权的若干内容，应是比较合理和有益的……
第７９４章 苦命（）
初三刚过，文天祥便组织驻鄂州的军政官员对威胜军窝案展开审讯，此次赵昺没有参与，也严禁事务局及护军人员介入此案，每日只是由御前办将审讯结果整理上报，使他能够了解案件的进展，但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一者免得干扰审讯，毕竟自己是皇帝，他一个眼神，甚至一个手势都会让臣属们琢磨半天，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二则也是为了避嫌，说起操纵断案，排出异己。
这些日子赵昺在探寻治国之道时，也在琢磨随着形势的变化自己将何去何从，担当什么样的角色。说心里话，他有时候真觉得当皇帝可能是最辛苦的职业，而他们也是最不幸的人，辛苦劳累不说，弄不好小命就丢了。不过真要让他不当了，他还真舍不得，说的冠冕堂皇一些是心系万民，旧土未复；而不能道的心里话那就是对权力的贪恋，舍不得啊！
但是赵昺也早想明白了，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也正是由于权力过于巨大，才是造成中国皇帝们不幸的根本原因，而他们同样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
而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窥测、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反倒先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被剥夺权力的恐惧使皇帝们神经常年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甚至怀疑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自己的假想敌。
当年赵昺看过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人的皇明祖训，里边除了家法和叮嘱外，还将自己的‘保命’之道传授给子孙们。他说：
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日夜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国必不失；每天都要当成是在战场上一样，白天注意观察周围人的言语举动，晚上要严密巡查，搞好宫内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见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谓有备无患也。如果有机密之事要与亲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那么也不能令护卫们退得过远。最多十丈，不可再远！器、甲胄，不离左右，更要选择数匹良马，置于宫门及各处城门，鞍鞯俱全，以防意外。
那会儿赵昺觉得还很好笑，谁会没事儿老琢磨你。但是当他拥有了权力的时候，心态立刻发生了改变，他做任何事情的初衷可以说都与保命有关，但这也要与保证权力在手为前提，所以时时都保持着戒备心理，以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自己对权力的独占，一再地粉碎对皇权的任何威胁和挑战。但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
而也真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即便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也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曾在八天之内，阅读奏折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累死在案前的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在位十三年，写出了一千多万字的朱批。
一直想再活五百年的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吐露心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使人不胜其劳。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孙子，优游度日。皇帝们就没有这样幸福，重任不可以托付给旁人，当了皇帝也就没有退路，不敢再奢想安逸！
除了劳累之外，皇帝的生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刻板，赵昺也是为此深为烦恼。本来世俗权力的巨大，已经令他精疲力竭，可传统文化对皇帝的要求还不止于此。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既然皇帝是天生圣人，万民师表，那么一举一动更应该体察天道，遵守礼仪，有章有法，以达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历代相积建立了一套建立在礼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则，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钟无不处于被规定之中
若只是累点赵昺还能忍受，但是循规蹈矩的生活却让他难以忍受，在琼州时自己的叛逆就已经饱受争议，那时自己‘还小’，又有太后垂帘，自己可以靠卖萌装傻混过去。但是当下就要入驻临安君临天下，再想逃避、偷懒就不容易了。不过他觉得只要想就会有办法，这让他想起前世当小高管时，手下有一个负责维修设备的修理工，每日除了早晨例行巡视主管的设备外，就是躲在一边玩手机、睡懒觉。而其他人却是忙忙碌碌，少有空闲。
看其十分懒散，赵昺当然不能客气将他叫过来想很尅一顿，但其一番话让他立刻打消了念头，以后即便发现其‘偷懒’，也再没有理睬过。其是如此说的：维修工的任务就是维持设备的运转，我要是忙了就说明设备坏了，生产就被迫停下来。而我若是闲着，表明设备运转正常，生产也当然正常了。那你是希望维修工们是忙，还是闲呢？
赵昺听罢立刻哑火了，想想确是如此，而其老板儿也常说什么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那就是无论领导在不在，企业都能正常运作。若是老板忙得昏天黑地才能维持，只能说明企业管理制度上有问题，责权不明，或是领导干涉过多导致的。现在想来管理国家与维修工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当皇帝的就像维修工也不能过多地、随意地人为干预国家机器的运转，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