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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政治制度决定着工匠阶层的受教育水平低，同样也决定着商业文化的发达程度。可以锁制造业和商贸业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制造业的利润，必须通过商业才能实现，而中国古代对商业进行打压，朝贡制度使得朝廷垄断对外贸易。导致非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加大了工匠在贸易中的弱势地位，普通工匠辛辛苦苦，也就果腹而已。
赵昺记的前世的书中说大宋的工匠会享受很高的待遇，其收入甚至超过了政府官员。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感受却是多数工匠的生存状况是很差的。即便是匠作监和都作院这些‘国营企业’，工匠们亦是如此，被圈禁在狭窄的作坊中工作，领着勉强糊口的薪俸，与包身工无异。你又怎能希望一些活得没有尊严的工匠们去进行技术革新，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呢？
与之对比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制造工艺能够得以发展，也是因为工匠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中国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经历了真正的“封建”社会。西欧的封建主在辖区内高度自治，日本诸岛的大名也是如此。各封地多是世袭，西欧的“世官”制延续到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世官”制则延续到“明治维新”。
工匠与农民、商业处于平等的地位，一些平民家庭的俊秀子弟也愿意去学手艺，有些工匠家族则是数百年不衰，工艺一代超越一代。且由于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主和诸侯彼此竞争，工匠阶层和商人阶层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优秀的工匠可以脱颖而出，凭手艺过上好日子，并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组织化和职业化是工匠的重要特性，而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建立促使一代代工匠在传承中创新，这种传承和创新才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古代欧洲手工业行会之所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的动力，正是由于其极其有效地保障了各种工匠技术的有序传承、不断改进和广泛传播。
各作坊和工场可以联合起来形成行业协会，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与中国工匠单打独斗，甚至祖传手艺不传外人相比，欧洲的工匠较早地出现了组织化和职业化，鼓励工匠进行技术革新，不断改进工艺。反观中国，技艺高明的能工巧匠在官吏面前都是唯唯诺诺的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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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6章 沉痛（）
赵昺来到这个世界时，除了惶恐，还有失望。在他的印象中宋代是中国科技文化的巅峰时期，而以他所见到的几座大城，无论是初时的广州、泉州，还是收复江南之后的临安城，遍布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和废墟，其中自然有刚刚经历兵火之故，可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没落。
以赵昺的眼光看，那些建筑虽然不失高大、雄伟，甚至依旧富丽堂皇，可是在他这个缺乏审美的理科生眼里都没有艺术概念，没有艺术品位和美感。这折射出大宋无论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滞不前，对艺术的追求已然丧失，也变得毫不重要。而原材料价格高低和加工难易程度才是决定工艺品价值的要素。
从这些情形中，也可从侧面反映出工匠的素质，赵昺想想也就释然，那些没读什么书的工匠，从事如此“贱业”，只可能因循守旧，按照祖师爷传下来的样子依葫芦画瓢，不但工艺技术上难以有进步，审美趣味更不可能有多高水平，只能在材料和繁复的程度上做文章，以求卖个好价钱。
所以在赵昺眼里这幅人人称赞的画作，虽然技法娴熟，色调鲜明，可仍然带着衰败之气。作者依然沉浸在对过去辉煌的怀念，却没有能够冲破固有的执念，没有反思和创新。在加上一帮附和者的称赞，他更觉陈腐之气盈院，处处弥漫着腐朽的味道。
俗话说世事难料，但赵昺觉得形成今日局面也是有例可循的。在前世他记的有位叫‘灭霸’的威漫英雄，其秉持着中‘资源有限，无法支持人口扩张’的观念不断挑起战争。他觉得这种观点在大宋似乎也得以验证，人口不断突破历史纪录，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水平反而不断降低，技术发展陷入停滞，工艺难以得到创新。
现代学者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上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一个社会分工是否精细、文化艺术是否发达、工艺品是否精良，这些指标其实都直接取决于一个基础性指标一个社会有多大比例的成员能脱离生存必须品的生产，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简言之，一个社会的剩余率越高，文明就越繁荣。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全社会的剩余率也越高；而劳动生产率来自技术进步，自然，技术进步就会带来全社会剩余率的提高。这个观点会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就回到起点。结论就是在传统社会，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并不会持续提高剩余率，所以文明并不会一直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赵昺觉得两种观点是各有千秋。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评价一个时期社会繁荣的标准之一，脱离食物生产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是个直观反映文明繁荣程度的指标。我们皆知进入现代化之前，多数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都很低，并以为这个比例是常态。
而人口的增长同样被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有学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而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
赵昺以为在宋朝却并不适用，在中国历史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文化上的艺术和思想观念、器物层面的工艺和技术，还是组织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头，大都出现在两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而这几个历史时段对应的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但是而宋朝在经历了靖康之乱后，朝廷南渡江南，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和战乱的影响，人口大量南迁，江南的人口暴增，社会繁荣却没有得到持续的发展和繁荣。
其中原因，赵昺以为从现实考虑，江南在宋朝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土地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而南渡后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利用率基本上饱和，军事上的失利又使他们无法通过战争获得新的土地。从政治上考虑，当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到逼近极限时，必引发大规模战乱，但统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压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这种周期性的人口增长和消灭。
不过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统制阶级会自然演进出一套这样的制度，使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不再朝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可以让更多人‘糊口’的方向发展，毕竟劳动力比高效率的机械要便宜得多。如此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纺织业变成家庭副业式的生产。
赵昺的经历也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当他前往琼州时，那里尚是荒芜之地，人口稀少，处于难以自给的状态，这就需要以机械来填补人力的不足，借以提高生产力。而这也便是他能够得到臣属们的默认和支持，任由自己‘胡闹’，发挥他的所长，却没有过于干涉。
但是收复江南之后，形势已然改变。江南地区虽然也经历了蒙元南侵，不过这个过程十分短暂，加上蒙元政策的改变，江南人口损失相对来说较少，并不足以改变土地供给不足的现状。反而是蒙元的侵占及北方人口的南迁导致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稀缺性并没有缓解。
如此情况下，科技的发展就变的不是那么迫切，加上固有的思维作祟，从而导致赵昺推行技术创新变得消极，甚至反对。那么他设立科学院，培养科技人才和工匠队伍的计划自然受阻，觉得没有必要去再花费钱财和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赵昺却是不这样以为。一方面，土地不能增加，那么田税的收入基本也无增收的可能，而妄加税赋则会导致百姓负担增加，民心不稳；另一方面，失去土地的农民增加，导致他们成为流民，而人口流向城市求生成为必然，这同样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赵昺的策略是通过发展工商业吸收失地的流民，将这些人的身份转换为产业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正可通过外贸销售出去，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朝廷则可以此增加更多的赋税。国家有钱了，军事装备得以更新，如此则有能力完成自己的统一大业。
此外，赵昺知道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开始提升，那还是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开明官员开启“洋务运动”以后的事了。在清末年废除科举，引进西方近现代学制，包括兴办许多近现代的职业学校和大学里开设工科院系。许多年轻人进入采矿、纺织、冶炼、机器制造的学校和专业，“中国制造”才慢慢地告别古代那种少有创新、单凭经验的重复劳动，有了真正意义上质的飞跃。而正是这些顽冥不化的守旧势力，使得赵昺的计划难以实施，如何让他不怒……
“哪里来的小儿读了几句圣贤书，便来此卖弄？”赵昺的话让在场的几个人听起来万分刺耳，当下有人出言指责道。
“呵呵，吾自是不如虚谷先生学问精深，能领会圣人之意，可也做不出蒙元来犯，身为一方牧守之臣却率众出城三十里相迎之事，圣人便是如此教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