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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吾自是不如虚谷先生学问精深，能领会圣人之意，可也做不出蒙元来犯，身为一方牧守之臣却率众出城三十里相迎之事，圣人便是如此教导先生以报君恩的吗！”赵昺见是老色鬼方回，撇撇嘴笑着道。
“汝懂得什么，还敢教训在下。保境安民乃是一方牧守之责，蒙元强大，兵临城下，此为保全百姓的不得已之计，也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方回冷笑着言道。
“哦，那虚谷先生之‘死封疆’之言只当是狗屁喽！”赵昺听罢无名火气，但想想自己此来的目的，摇摇扇子降降温道，当然也没好话了。
“小儿无知，竟口出秽言。入夏则夏，入夷则夷。只要行的是尧舜之道，谁为人主又有何妨……”邓牧见其被揭了短，颇为尴尬，出言为其出头道。
“文行先生孟浪了，吾等皆是受圣人教诲，自当知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道理，怎能口出妄言！”陈普听其说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之言，心中也是着恼，怕其再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沉声打断了其言道。
“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邓牧却是个人来疯，越是有人反驳，他越是来劲，转脸言道，“当今官家重用胥吏、武人，哪里将士人放在眼中，对我江南士子更是大肆打压，使得无数饱学之士壮志难酬，行的乃是亡国之道。如今天下谁不知石堂先生大名，却不能发声于朝堂之上，反要与贱役为伍，又何必为其发声！”
“文行何必动肝火，汝已是方外之人，又何必管那兴亡之事，这边饮上两杯，管他天塌地陷，与吾等何干啊！”这时有一道士装扮的人将邓牧拉开，行礼劝道。赵昺刚刚从旁人口中知此人名叫马臻，于宋亡后遁人道门，隐居西湖之滨，日与遗老接，沉浸于清虚淡泊之中。
“唉，太祖盟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如今却险些亡于外族，吾等岂能无过，理应自省。”这时张炎却在旁叹口气道。
“若非先帝宠信奸佞之徒，隔绝了纳谏之途，又不肯垂衣裳而天下治，否则怎么能有彼时之祸。而当下天子依然紧握权柄，假武人之手打击士族，哪里还有士子的容身之地，与圣王之道愈远矣。”此时一个中年士子言道，看其装束像是个落第的举子。
“不错，人主就应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而当下天子却把持朝政，听不得臣僚忠谏之言，一意孤行，至天下百姓于不顾，不肯与蒙元和议，却鼓吹再起边衅。”又有士子符和道。
“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而当今天子年少，却事事躬亲，夺宰执之权，又不肯纳谏，将天下至于危局之中！”在旁士人也纷纷指责起来。
“汝等……”
“公子，这边太过呱噪，还是到那边歇息片刻！”马端临见小皇帝说话就知道今天要坏事，他却被涌上来的士子们挤出了圈外，而今见小皇帝又摆出了要舌战群儒的架势，急忙让两位随行的侍卫硬挤出一道缝拉住陛下道。
“真是岂有此理……”赵昺还没有说完，就被侍卫夹着冲出了人群，但他依然不忿的嚷嚷道。
“公子，出来之时可是答应吾只听不言的，怎好失言！”马端临见小皇帝还是不依不饶，在其耳边言道。
“唉！”赵昺听了立刻没了脾气，可看到有士子挑衅的目光，还是恨恨地瞪了回去，不过还是叹口气坐了回去。
“公子勿要生气，这些人哪里明白公子之志，皆是信口妄言，不必理会！”马端临连忙给小皇帝换了杯热茶陪着小心道。而心中却是忐忑，有些后悔带陛下前来‘长见识’了。心中却也气那些人不识真神，真惹恼了这位，少不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他们死了也不打紧，还会牵连到整个士林。
“吾倒不是因为他们言语不敬而恼火，气的是这些人经历了亡国之痛，理应静下心来认真的反思自我，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痛定思痛，以免重蹈覆辙，使得我大宋再度沉沦！”赵昺摇摇头，面色沉痛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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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7章 不彻底（）
众人在皇帝脸色渐渐平静下来，但是无不心有余悸。刚刚这些士人们的话可谓是大逆不道了，在世人眼中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权力之源，可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临天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君主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朝廷执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如此可谓是将皇帝的权力全部剥夺，当菩萨供起来了，而这正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几个伴驾的人都是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担心再度引发小皇帝的怒火。但是他们想的还是有些偏差，对于权力赵昺当然是不愿意撒手，尤其是不放心交给这些士人。而另一方面，他前世毕竟是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对共治并不排斥，问题是当下最多只能说萌芽，却没有共治的基础。
再有就是对士人遭此大变，并没有反思他们在其中是失误，反而将责任推给皇帝，以为正是没有实施儒家的治世理念才导致亡国。依然强调士人昔日的功劳，怀念当年的‘美好’生活，丝毫未触及事情的根本，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只是一味的推卸责任。
想想宋立国之初，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不无形势所迫之意。当时赵匡胤玩了手‘黄袍加身’的戏码，抢了柴家幼帝的天下，他也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根本无从与贪婪的文官和对权力虎视眈眈的武人官僚系统相对抗。为了巩固皇位，于是其大肆打压武将势力，扶持处于弱势的所谓“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御武制度。
真正的儒家治国之道本应是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抚万民，德以柔中国、形以威四夷的内圣外王之法。而士大夫这个群体，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下应体恤万民、通达民意，对上应为民请命、恪尽职守，换而言之，士大夫应为皇家与下层百姓的调和剂，帮助皇帝了解民意、顺应民意，帮助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达到《礼运大同篇》中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政治理想。
然而赵昺以为这也为大宋屡遭劫难埋下了祸根，他们选择了依附性最强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功名富贵”与“治国平天下”两种价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并非相饽，应该是可以共存的，毕竟人皆非圣贤，在心理的深层，仍潜伏着欲望的，可以被压抑，却不能被消灭，时不时的还会冒个泡的。
“治国平天下”是基于儒家内核文化而产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社会成员理智地压抑个人的欲望和本能，服从社会群体谐调发展的需要，以“仁”的理性去消融任何个性要求，将国家及君主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它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文化教育之中。
赵昺以为错就在双方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宋之历代君主礼遇士大夫，给以超过前代的优厚俸禄，最终形成一个只追求集团利益的官僚政治体制，培养出一种缺少进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官僚士绅体系膨胀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最后的结果，就是儒家发展成儒教，满口仁义道德，一心男盗女娼。
而自儒家发展为儒教，等级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士农工商，士的等级最高，与皇权共治天下，宋朝大臣文彦博曾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彻底抛弃了为百姓立心立命的职责，与百姓站在了对立面。
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除了读书考取功名、入官为士之外，军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皆是地位低贱。在此种严格的等级尊卑的秩序下，军人、百姓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民族内部出现了难以愈合的阶级裂痕，等级压迫让汉民族不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而是各个阶级互相敌对、仇视的散沙化个体。
圣人也说过“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当一种制度让精英阶层把普通民众当作奴隶而没有丝毫怜悯的时候，当一个朝廷从来没把黎民百姓当人看待过的时候，结果便是‘国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国’……
赵昺觉得自己在待下去已无意义，不待酒宴开始便离开了青林寺，见他不悦，闭着眼在车上打盹，马端临等人也不敢言语，马车就在一片沉默中驶向城中。
“自己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赵昺在摇摇晃晃的车中假寐，但脑子却没有闲着，依然在思考着前边的问题，他明白一个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大国的败落、一个大民族的衰亡必然是内因起着主导作用，唯有静下心来认真的反思自我，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痛改前非，方可避免我们民族再次沉沦，亡国固然可怕，但是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辙，而他也不想重蹈覆辙。
大宋自太祖立国至今已经二百余年，曾两次面临亡国之危。赵昺以为在宋室南渡之时本就可以重新布局，开拓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纳币和辽的集体法则，在钳制武人的信条中苟安一时，绍兴十一年的岳飞之死，不仅象征着一个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剧宿命，也标志着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闭在历史的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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