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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陈策的思路：目前各县征收丁银的账目实际上是一笔糊涂账，完全查不到依据。而各县的土地状况在经过清丈田亩之后已经相当的清楚，所以丁银和杂税均可以按照土地数量来进行核算。
“现在我们掌握的最清楚的地方数据，其实就是各县的田亩数字和户籍，按这个来收夏税是最稳妥的，没人好多说什么。其次，因为明年的新税制准备了平滑过度。”陈策说道，“大家都没话可说――毕竟我们是照顾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老百姓不是傻子，知道谁对他好。”
“有理有理。”刘翔连连点头，“可是土地的肥瘦不一，地多的不见得收入就多……”
“土地肥瘠在登记册上不都有具体的登记么？”陈策胸有成竹，“如果要简化一点，可以按照作为的年实际产量来算。”
最后，按照陈策的设计，琼山县的夏税就按田亩数量进行征收了。首先是根据新得田亩登记册，计算出琼山县的平均亩产量，凡是亩产量在这一平均产量上下10％的田地，一律算作“标准亩”，收税中的田地数量就是按照“标准亩”来计算，其他超过的和不足的，按一定的公式核算成标准亩。
“我们这是不是就是摊丁入亩？”刘翔看到他的具体方案之后忽然问道。
“说对了，我们搞得就是摊丁入亩。当然做法和旧时空的不大一样。”陈策笑了起来，“你看，今天我们做得一切，以后就能加入到中学历史课本里去了。这荣誉不用给四爷了。”
具体的征收单位是以“户”为计算标准。凡是无地户或者户均占有土地不超过20标准亩的，一律免征丁银，超过20标准亩的，再分为13个档次，占有标准亩愈多，缴纳的比例愈高。
陈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优免政策。凡是服兵役、担任公职人员的、因公伤残死亡的照例都有征收优免。另外加入天地会服务的、送子女到临高念书的这些也有一定的优免。
“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给大明的缙绅和士子也来一点减免，……”
“当年四爷都不干的事情，我们就更不会干了。”刘翔连连摇头，“本来就是要从他们头上搞银子，再减免了还有什么好玩得。”
“你，马上去计算下，按照这个税率表，各户平均负担是多少。总征收额度又是多少。”陈策关照手下带来的一个办事员，“告诉他们，不用很细，先把大概的数字拿出来。”
办事员立刻去了。几分钟之后，二堂里的算盘就噼里啪啦的响了起来，密集的如同下雨一般。二堂里聚集了十几个珠算好手――是陈策从临高带来的财政总监部计算处的珠算队人员，全是府县二级里户房书办和小吏。这些人尽管个个一肚子坏水，歪门邪道的本事很多，打算盘的本事却是很了得。程栋便把这批人全部集中在搞了一个珠算队，专门负责在财政总监部里按照下发的课题打算盘。一开始他们还有些不老实，有人暗中出卖数据的，有人在外面狐假虎威的，最后在绞死了一个，发配南宝、三亚的矿山无限制劳改若干个之后，珠算队不但业务具体，政治上也变得“可靠”起来。
至于其他的杂税，陈策认为可以缓一缓。渔业税现在每天都在征收，县里不宜再重复征收，食盐已经属于专卖了，没必要再在消费环节再征收一次；倒是商业税有一定的潜力。
“……我们目前的目标是刺激工商业发展，商业税这块可以适当减免，”刘翔说，“原本工商税收就很少，干脆不征就是了。”
“既然不多，还是继续征比较好。”陈策说道，“不要让工商户觉得不交税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以后再征税就会有很大的反弹了。”
“好吧。好在工商户负担也不大。”
“岂止是负担不大，那点税率简直是没有负担。”陈策说道，“工商户我看差不多就是免税……大明的税务机关堪称一个茶几――压榨效率在全球文明国家里范围堪称落后。”
同时期的日本，石高可达2200万石，大明在号称“最贪财”的皇帝万历的亲自主持下，才弄出了每年2000万两白银的收入，即使以当时的米价来说，这点收入不过5000万石。就这样已经怨声载道，饿殍遍地了。可见其行政机构的执行能力之差了。
刘翔摇头：“你这看法绝对了，工商户对明政府的正规负担不大，但是实际负担并不小：一会要为官府买办，一会要应付摊派。只不过这些钱财大多数都落入官儿个人的腰包了。”
“现在大明的官儿不是敲诈不到他们了嘛？”陈策说道，“所以我们更该完善起来，只要总得负担减少了，税缴得明明白白的，工商户还是欢迎的。”
陈策知道，工商税税种多，而且很多是间接流转税，征收起来压力比较小，是增加税收的主要税源。最近五道口的财金小会议上就这个问题谈过很多次，包括契税、屠宰税、营业税都在准备征收范围之内。
“这个以后再谈。”刘翔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要先培植琼山的工商业，琼山可不比临高那么商业繁荣。先养鱼才行。”
（未完待续）
第一百九十节 地方财政（）
陈策想琼山的工商业在本时空的海南是最发达的，而且完全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和临高这样靠着澳洲人的扶植才发展起来的商业根本不是一码事。
“才干了几天的县长，地方主义的尾巴就露了出来。”陈策暗暗说道。看来这税务问题以后还有得饥荒好打了。目前临高还没有具体的分税制，收上来得税怎么分配看来又是件麻烦事。
陈策虽然身在德隆银行总行，每天忙于谋划各地建立支行，建立初级税务机构，但是财政系统上的矛盾随着春季觉醒和治安战的结束渐渐浮上水面。
各地县级政权相继建立起来，地方财政和税收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了。
临高县尽管有熊卜佑这个资格最老的县办主任，但是临高县并没有单独成立什么行政机构，一切的建设和投入都是执委会直接投入的，和地方财政税收没什么关系。
至于三亚大区也算不上一个地方政权，它只算是一个派出机构――因为当地原本即没有人口也没有工商业或者农业，三亚是完全由元老院搞起来来的一块殖民地。它的绝大多数产出：矿物、农林产品、渔业产品也全部运到临高，而当地所需要的物资，从衣服、粮食、工具乃至用得燃料都是从临高运去的。投资全部来自临高的拨款，运转也依赖临高拨来的物资和现金。三亚大区完全依附于临高的母体，经济上就是一个彻底的附庸。
但是现在他们控制的各个州县，尽管每个县的经济状态不一，但是每个县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有一座城池，若干村落，多少不等的人口。有田地，还有一点规模不等的工商业。过去临高即元老院的模式已经没法继续下去了，每个县都有了元老当县长，搞了一套行政班子。
有了行政班子，就牵扯到地方财政问题。大明在朱八八时代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中央拿走一切，地方几乎留不下什么。从集权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卓有成效，但是对地方行政就是灾难了。县里因为没有足够的财源，县令几乎什么都干不了。甚至维持基本的行政都难以为继，自然不动一点歪脑筋，搞些体制外流动资金就没法把官当下去了。
这个体制的弊端元老们都看得明白。但是该如何改进牵扯到的就是一篇大文章，不仅牵扯到税制、财政制度还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分配这一重要课题。执委会最近一直就这个问题开扩大会议，经常讨论到半夜才散会。
在没有制定出确切的方案来之前，暂时使用的是行政经费全额拨付的方式。每个县办主任上任之时，由财政总监部一次性发给一笔流通券。目前的流通券还是以粮食作为准备金。根据拨款的数字，由企划院拨给等量的粮食作为准备金。当然粮食本身并不需要远途运送，治安战结束之后，企划院在每个县都掌握了相当数额的粮食，主要是原先各县的官仓粮食和在治安战和清丈田亩中没收、缴获的粮食。这些粮食除一部分运往临高之外，余下的依然存储在各县的粮仓中，只要在账目上过一下就好。
发给各县的资金并不直接到县办主任的手里，而是存入当地德隆支行的财政专户，由县办主任具体支用。因为地方行政开支是千头万绪的，所以财政总监部专门开列了一个经常性项目开支列表。这样大概可以知道每个月需要拨款的数字，这笔开销属于专款专用，县办主任不能以其他名义支用。这样就不会出现领导一时没谱把钱花过了头，到月底没法发工资的窘态了。
编制经常性开支表并不容易，谁也不知道一个17世纪的县每个月需要多少行政开支。而临高的财政开支又不具备任何的参考价值――一直是在打统账的。特别是在财政供养人员的开销上，各县的机构怎么安排，设置多少人员，人员的级别和工资是什么样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决定下来。所以管理也只能相对粗略。程栋要求暂时编制的额度宜紧不宜松，以免口子大了将来难收。
经常性开支之外的其他开支暂时就由县办主任在月度总额内自行开销，只能节余不能超支。
至于各县的收入：包括税收、罚没、缴获等等，全部上缴企划院和财政总监部。
这种统收统支的财政政策当然是很不妥当的，特别是完全抹杀了各县的财政自主权，就本质上说和大明的地方财政制度没多少区别――甚至管得更死，但是目前来说也只能如此了。执委会对地方政权的要求是“稳”，在维持好地方治安的同时，将各地的资源先征收上来供应元老院的运转。至于搞经济建设并不是县办主任的首要工作。
这套制度从去年年底开始正式执行，到现在已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