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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非必无志奋飞”，表明王氏心有不甘，对于事功依然有着向往，故而虑及要终老邱壑，未免心惊。在王氏内心深处，恐怕亦幻想有朝一日清廷终究能明白他的忠诚，自己能东山再起一展宏图。然而，几年过去，清廷并未有起用王氏之意。时至1895年，王先谦依然还不能十分确认，此生真的要终老邱壑。“先谦伏处家园，把书度日，今年逾五十有四，而后顾仍复茫茫，实亦了无意趣”。既然事功不可求，就只能自我安慰：“名山撰著，自定千秋，矧时事如斯，勇退为是。”
那么，王先谦是真的以著述为名山事业吗？亦不尽然。近代的湖南，曾左彭胡以儒生而成就中兴之局，激励了湘人建功立业的热情。这种情形无疑也影响了王先谦，意欲踵中兴曾胡诸老立功名亦在情理之中。军功的建立固然要有历史机缘，而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可以作为之处实在繁多，相比之下，著述之名山事业，似乎非时务所急。王氏虽然选择著述，却并非从此遗忘世事。当与著述伴终生已成定局之后，只好寻求著述胜于事功的正面意义。而乡前辈周寿昌的经历似乎也在暗示王先谦，与其寄情于不定之事功，不如壹意于著述。
长沙周寿昌，字荇农，号自庵，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由翰林官至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早期的周寿昌一如早年的王先谦，仕途通达，眼看着就要跻身显要了。出于报知遇之恩，因此更加竭尽忠诚，弹劾无所避忌，招致权贵侧目，正好周氏以丁忧回里。待到曾国藩再出督师，周氏也曾想因此再建功名。然而因与胡林翼不合，卒不能实现心愿，最后以疾病告退。晚年僦居京堂，终日以丹黄自娱，手不释卷，写成《四史补注》，成为著名的学者。在名流显宦不计其数的湖南，周寿昌实在不算突出，甚至可以说毫不起眼。然而，却因祸得福，在学术上建树不凡，连以虚骄著称的叶德辉，也不得不承认：“三吴汉学入湖湘，求阙斋兼思益堂。”周氏有意立功，而功不显；无意学术，而终以著述名。人的一生，似乎冥冥之中，都有天意在安排。周氏的可悲之处，在于疲精耗神于自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的功名上。周寿昌的经历，正是王氏之前车之鉴。也罢，不如趁早归去。
王先谦曾以著述的成功来安慰事功不显的周寿昌。有意思的是，瞿鸿玑也用类似的话评价王先谦。他说：有人总为王先谦当年的退隐而惋惜，说若当时王先谦还朝，回翔禁近，循资平进，亦得致公卿，又怎比不过那些当世的达官贵人？然而，就算是王先谦能乘时得位，也未必能大展身手，实现其抱负。还不如抟精肆力，网罗文献，成一家之言，裒然述作与身等，俯仰千秋而有余乐。得失之间，本无须辨。瞿氏所言极是。古人云：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三者俱为不朽。立德为上，而仅属于少数的圣人贤人，凡夫俗子难以成就。事功之成，要有历史的机缘，非个人所能主宰。著述之事，相对而言，是能够自己主宰的。著书立说，原也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么说来，王先谦的弃官归田、专事著述，竟也值了。
多少年后，当人们论及王先谦在光绪十五年的无奈之举时，总是更愿意将它与王先谦的学术志向联系起来。杨树达就声称：“余于先生独有所敬服者，先生为清同治乙丑科翰林，官制，大抵循资累格，有一定之标准故也。先生官至祭酒，早已开坊，如居京供职，十余年后必可拜相。先生久在京朝，此等掌故，固明知之，顾竟于江苏学政任满以后，请假回籍，闭门不出，终日埋首著书，求于学术有所贡献。十余年后，安坐可得之宰相位置，竟尔掉头不顾，此等高人之识解，岂寻常人所可反赴？”惊叹道：“先生弃宰相而从事学问，真是大智慧也。”其实，这只是一种事后推论。不知当初葵园老人作此抉择时，内心经历了多少矛盾冲突与无奈。门庭广大、著述等身，原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事，实属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
梁启超怎样当父亲
？ 丁胜如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从“开民智”、“养新民”的愿望出发，将教育视为中国起死回生的良药。他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教授之一，曾在时务学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执教。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他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回答说：“拿趣味做根底。”梁启超说自己做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在他信奉的词汇里，什么悲观，什么厌世，一概不存在。他曾坦言，自己所做的事，大都是失败，或者严格地说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然而总是可以一边失败，一边起灶，他不仅能从成功中获得乐趣，更能从失败中获得乐趣，因此总是活得有滋有味。
一
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妹妹。她比梁启超大四岁，生有三个子女长大成人：思顺、思成、思庄。他的第二位夫人王来喜，系李蕙仙带来的奴婢，1903年嫁为妾，生有六个子女长大成人：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他的九个子女，人人不凡，个个成才。
梁启超对儿女充满着深沉而强烈的父爱。他九个子女先后有七个曾到国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晚年，同时有五个子女求学海外。他非常想念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信，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从这些称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多么喜欢、疼爱自己的儿女们。
梁启超对海外儿女们的思念是出了名的。在这段时间，两代人以书信倾诉着彼此的苦和乐、悲和欢，他们互相惦念着、鼓励着。父亲对子女没有任何说教和指责，只有循循善诱，每封信中都充满了真挚的爱。这爱变成一种力量，注入了孩子们的生命，对他们未来成才大有助益。
1922年一次酒后，梁启超怀念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拿了一张纸写满“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为了培养孩子，他又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鼓励他们向上。在1925年的一封信中说：“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思顺离开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几年。”又写给思庄：“你想家极了，这本难怪，但日子过得极快，你看你三哥转眼已经回来了，再过三年你便成为一个学者回来，帮着爹爹工作，多快活呀！”
梁启超时常把自己写的条幅装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孩子们。他在给思庄的信中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1927年梁启超得肾病经常尿血，病中更加思念思顺。他在信中写道：“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
书信，传递了两代人之间的情谊。除了倾诉亲情以外，他们还谈论国家大事，讨论人生哲学。所以说，梁启超对待孩子们既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而又十分理智。作为一位近代教育大家，梁启超在子女教育上确实下了极大的功夫，对育子之道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二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注意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细微地掌握每人的特点，注意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并且反复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思庄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态度。思庄在加拿大考大学是一件大事，究竟上哪家大学？当时他希望思庄在加拿大读大学，在1926年2月9日的信中写道：“庄，暑假后进皇后大学最好。全家都变成美国风，实在有点讨厌，所以庄庄能在美国以外的大学一两年，是最好不过的。”他还在1926年6月5日的信中鼓励道：“思庄考得怎样，能进大学固甚好，即不能也不必着急，日子多着哩。我写的一副小楷，装上镜架给她做奖品，美极了，但很难带去，大概只好留着等到她回来再拿了。”思庄未辜负父亲的希望，考上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思庄入大学二年该选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很有发展前途，于是在1927年8月29日写信给她，希望她学这门专业：“你今年还是普科大学生，明年便要选定专门了，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科，因为这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取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取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姐姐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吧。”
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