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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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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吧。”
    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难以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将这种苦恼告诉了思成。梁启超得知后,赶紧于1927年8月5日写信说:“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感情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针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后来,思庄听从了父亲的话而改学图书馆学,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一名图书馆学专家。
    梁启超还教给子女们学习和做学问的方法,要求他们不仅要注意专精,还要注意广博。1927年8月29日,他在给思成的信中说:“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梁启超还在给思庄的信中写道:“庄:在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取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甚好,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姐姐来信说你用功太过,不时有些病。你身子还好,我倒不十分担心,但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得自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梁启超在给思成的信中说:“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火炖的功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
    当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和发生疑问时,梁启超总是不断地帮助释疑解惑,引导他们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梁思成一度怀疑美国死板仿古的教学方法,担心自己学不到设计方法而成为画匠。1927年2月16日,梁启超写信教导他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信中说:“你觉得自己的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规矩不过是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况且凡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与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屡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至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年内尚非其时也。”
    梁启超很讲究学以致用,重视培养子女的实践能力。他鼓励思成夫妇学成以后要“行万里路”,到欧洲游历、考察其建筑风格和人文习俗。这次欧洲之行为思成夫妇此后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建国之初梁思成、林徽音就成为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中国建筑史等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三
    梁启超不仅注意对子女们进行知识教育,还十分注重对他们进行道德培养,要他们热爱生活,保持节俭,并注意择友。他希望思成乐观多趣,在1927年8月29日的信中说:“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使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了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远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还是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他告诫思顺夫妇人生贵在吃苦。“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也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教导思忠不要消磨志气。“一个人若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样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不少,舒服日子也经过不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气消磨了没有?”
    梁启超一生千变万化,但爱国之心永远不变,“又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绝未忘一个‘国’字……”为子女们做了最好的楷模。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梁启超还竭力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日本时,他每天晚上让孩子们围坐在小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孩子们长大进学校后,梁启超从不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对留学国外的孩子学成回国做什么,都有细致的考虑。他要思成在美国学习结束后,再到欧洲学一年回国,并建议回国后的思成到东北大学工作。他同意思永的要求在美学习考古期间,回国实践一年再出国继续学,以便将国外新考古方法运用到中国。他要思庄学生物学和图书馆学,回国后和思永一起当他的助手。他要思忠在美国陆军学校读完后回国入黄埔军校。他请谢国桢做家庭教师,教思达、思懿、思宁念中文,以便将来报效祖国。
    他们兄弟姐妹和祖国共患难,抗战期间都过着清贫的生活。梁思成因为早年车祸伤及脊椎,后来得了脊椎软骨硬化症,其妻林徽音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当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想聘他们夫妇去工作,这样对他们夫妇治病也大有好处,但他们回答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北京解放前夕,他帮助解放军标明市内古文物的位置,以免遭到炮轰,为保护首都古迹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他几兄妹也都在各自服务的战线上报效祖国。思永是考古学家,长期工作在考古战线上。思懿、思宁主要在国内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前者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者1940年即投奔新四军,为党的革命事业服务。思达夫妇坚持留在大陆,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思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人,也是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都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又都像乃父梁启超一样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
    梁启超的子女教育成为他教育思想和人生信念的最成功的实验,九个子女人人学有所长,个个忠心报国。梁启超的育子之道,对于今天倡导素质教育的我们仍不失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岁寒而后识乔木
? 孙 曙
 
    看《懒寻旧梦录》,夏衍说:“乔冠华对我说过:‘性格即命运。’这对我说来似乎还有一点道理。”忽然觉得,性格即命运,对乔冠华自己及与他并称“南乔北乔”的胡乔木来说,那就更有道理了。我这两位乡先辈“盐城二乔”,近年来在话语世界屡遭物议。斯人已逝,短长黑白,已是不得则声。乡之先达死后不太平,声誉日损,后生小子情当回护,鸣鼓而攻,但理有未安,老老实实地推本究原才是正道。
    先说乔老爷,“文革”后从王洪文处搜查出一张组阁名单,乔公在列,名下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于是先审查,后赋闲,憋憋屈屈地死了。死了就死了,倒也淡了,只因其未亡人出了本书,好话说过了,遮掩之间不免避重就轻或是粉饰虚说,一时旧雨新知竞相澄清,爆料不少。理得清清楚楚脉络分明的有两件事:一是早年朋友胡风落难求助,不施援手。乔老爷不仅上交胡信来撇清,并表态说胡风已不可救药不便再理会。这些举动有违友道,徐庆全先生的《胡风服刑前致函乔冠华始末》言此甚详。二是“文革”后期,借“批林批孔”来批周(恩来),在总理最为稳定的后院外交部反戈,而总理对乔及其前妻龚澎可谓视同己出,张颖女士的《我记忆中的龚澎与乔冠华》对此多有语涉,应为信史。乔章夫妇为江青网罗人才,看中了张颖及其丈夫章文晋,邀至家中恳谈,张颖记得乔部长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于是又习惯地哈哈大笑。”乔式笑声乔式风度,得意时更为忘形。道不同不相谋,张颖章文晋未与理会,她只是感到“精神上乔真有点堕落了”。乔老爷晚节有亏,相识者言语间隐约地委过妇人。“文革”初乔冠华被打倒,承受不住乃有异志,那时龚澎未死,厉声相斥:那你就不要进家门。而乔再婚,因章含之做过毛泽东的英语老师,才搭上江青这条线。其实,老婆是他自找的,说到底,性格使然,一切咎由自取。乔冠华卒,老友冯亦代谥评曰:“秉情旷达,恃才傲物,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盖时势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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