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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斗垮了赵王父子，他的勇敢和才智赢得了武帝的赏识，从而由一个逃犯而成为朝廷的近臣，很快成为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江充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汉朝自开国以来，中央政府与各诸侯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紧张而微妙的关系。江充的进用，与汉武帝重用张汤、主父偃等原因完全一样，即用酷吏来制服那些嚣张跋扈的诸侯贵戚，达到拱卫王室的目的。正因为这一点，江充的上书正好中了武帝的下怀。于是，江充被召见于犬台宫，并且得到了“以常被服冠见上”的殊荣。
江充魁岸身躯和翩翩风度吸引了汉武帝，“望见而异之”，称赞“燕赵固多奇士”。更重要的是，江充对当时政事的看法博得了武帝的赞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国的削弱，都意味着中央政府也就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强。江充打击诸侯的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的心。
为了进入权力的核心，江充根据以功自进的原则，自请出使匈奴，并提出了“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预图”的行动方略。
“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作为一种战略来说，的确是深刻而高明的。这比起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来，变被动的“知”为主动的“师”，使消极的应付事变转而为积极地应付事态的发展，研究敌人的策略，学习敌人的长技，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从江充对汉武帝的奏对，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那种曲媚便僻侥幸得势之辈。在他的身上具备了哲学家的头脑和政治家的胆略。而汉武帝对他的重用，正表明他不愧为一代雄主。
江充出使匈奴之后，当上了权势显赫的直指绣衣使者，大举弹劾那些奢僭逾侈的贵戚重臣，使那些不可一世的贵戚子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于是，他们各以官爵大小输钱北军，总数达数千万。对贵戚的打击，使江充在汉武帝心中形成了“忠直、奉法不阿”的良好印象。也正因为他的努力，使汉家“三尺法”得到了维护和伸张。在与贵戚的斗争中，还发生了两起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两起事件，从正面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
第一起，就是对汉武帝的姑母兼岳母馆陶长公主的弹劾。
馆陶长公主名嫖，为汉文帝的长女，景帝的姐姐，武帝的姑母，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能够左右朝政的贵妇人。汉代的长公主都喜欢为她们做皇帝的弟弟物色美女，首开其端的就是这位馆陶公主。当时，景帝后宫的诸美人均因为长公主的推荐赞誉而得贵幸，她这种普遍结恩的办法激怒了太子的母亲栗姬。这位识短而妒的栗姬低估了馆陶公主的力量，断然谢绝了馆陶公主主动提出的将女儿许与太子为妃的要求，使这位皇帝乃姊老羞成怒，于是把目光转向王夫人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据传说，这位后来的皇帝竟是一位天生的情种？选虽然当时只有四岁，却表示如果将来能得到这位表姐（即馆陶公主之女）为妻，一定打造一座金房子来给她住。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金屋藏娇”的佳话。
王夫人许婚后，馆陶长公主在景帝面前对栗姬大加诋毁，最后终于造成了废栗姬子而立王夫人子为太子的事实，王夫人也晋封为皇后。
由于馆陶长公主与汉武帝的皇位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她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她敢于不顾皇家禁令，乘车奔驰于只能供皇帝车骑行驶的驰道之中，大量的随从车马显示她特殊的高贵和尊严。对于她的这种显赫势位，对于她这种逾侈奢僭的行为，一般人都习以为常，有的即使心有异议也不敢过问。然而这次长公主的车骑却被江充撞见了。对这种从来无人干涉的违制行为，江充竟“呵问之”。这一声呵问，对于这位高贵得无以复加的金枝玉叶来说，的确是大不敬的行为，没有敢于捋虎须的勇气是喊不出来的。馆陶公主对自己的行为是习以为常更有恃无恐。她坦然回答：“有太后诏”。虽然如此，江充仍然坚持只准公主一人进宫，将其随从全部挡在宫外，并没收了全部车马被具。
另一事件是对太子的制裁。
一次，江充跟汉武帝上甘泉宫，遇见太子家人乘车马行驰道中，江充又将其交司法机构审讯，同时没收了车马。这一来，太子惶恐了。他请人向江充求情，希望他不把这事情张扬出去，以免父皇知道。但是，江充却不听这些，竟如实上奏。汉武帝备极赞赏江充此举，认为“人臣当如是矣”。由于这两件事，江充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成为了汉武帝的心腹重臣，登上了他一生中权力的极峰。
江充敢于绳长公主和太子以法，绝不能仅以他本人对汉武帝的忠诚来解释，而是他充分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江充的得势过程，证明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武帝的心理状态是有充分了解的。他的行为既非大奸似忠地作伪，也不是后世儒臣的那种憨直愚忠，而是揣摸了汉武帝的心事的“因变制宜”。
馆陶公主作为武帝的姑母岳母，的确是权倾朝野的人物。但在此时此地，情况已发生变化。由于那位金屋藏娇的陈皇后过分娇妒，由于岁月流逝容貌衰减，更由于没有生儿子，她早已为武帝所厌憎。后来她又因挟媚道，搞巫蛊祠祭祝诅被贬于长门宫，过着守活寡的生活。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里，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这位阿娇的弃妇生涯。其哀婉凄绝之情，的确可以使人潸然泪下。但这首艳赋并未能挽回汉武帝的龙心。可以想见，到这时，长公主与武帝之间，除了宗法关系的传统约束和昔日在立太子时的旧恩以外，亲密的感情已不复存在了。况且，这位贵妇人还老而内行不修，在五十多岁的高龄，仍耐不住寡居的寂寞，把一个年仅十多岁的董偃弄来做面首，以至不得不膝行向她的侄儿及女婿的汉武帝谢罪，以求得他的宽赦。可以说，到这时候，长公主的声威已一落千丈，不过一块空招牌罢了。
至于太子，虽然贵为储君，也正处于严重的感情危机之中。
太子为卫皇后所生，这位卫皇后本是平阳公主家里的一名歌女，名叫子夫。由于武帝即位后数年无子，武帝的大姐又依照乃姑馆陶公主的故技，准备了十几名良家女，打算当武帝到她家时献上，以备日后能够左右汉室的君位。但是，汉武帝对这些良家女一个也不满意，而“独悦子夫”。这种命运的巧合，使这位出身微贱的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了一个儿子，她自己则于元朔元年被立为皇后。由奴婢而为皇后，汉武帝对血统的贵贱竟是这样超然。
孟德斯鸠曾说，专制制度是“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愿，反复无常的情欲领导一切”的。汉武帝开始宠陈皇后，后来又移爱于卫子夫。一旦卫后因色衰而爱弛，那戾太子和卫氏家族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终武帝一生，他一直追求着天上的长生和地上的事功。但是，随着春秋渐高，对天堂的幻灭必然逐渐加深，而对地上的执著也就愈加强烈了。为延长统治人间的岁月，他将尽一切努力来推迟权力交割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长的太子无异于一个准备抢夺玉玺的强盗。汉武帝对权力迷恋所产生的对太子的仇视心理，早已压倒一般的所谓父子之情，而正是这个时候，拳夫人的儿子出生了。延续交班时间的诱惑和人类偏爱幼子的特性在这里交相作用，促成了汉武帝易太子的决心。
对这位身居钩弋宫的拳夫人生的佳儿，汉武帝是寄予厚望的，所以武帝为他的将立为储君制造了一系列神话，用现代语言讲，就叫做制造舆论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怀孕十四月的奇迹。这种违反人类生理规律的胡说在当时是迷惑了一部分人的，何况还有一个在母亲子宫里住了十四个月的神圣的尧呢？芽尧母门的命名本身就是易太子的公开示意。
中国有句老话“疏不间亲”，确是概括了很多人世间纠葛的经验之谈。江充敢于间人骨肉，这的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是，对于江充这样的深通人情的人来说，他一定懂得帝王父子之情和常人是不能比拟的。帝王拥有众多妃嫔姬妾，众多的子女不过是他淫乐的副产品罢了。他们对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保证家族的繁衍和保持政权在一姓内的传递。众多的子女，使他们能有较常人远为宽阔的选择余地。而在权力的诱惑下，则可以泯灭一切骨肉之恩。
另一方面，江充对长公主和太子的挑战显示了他强烈的复仇欲望，代表了当时中、小商人阶层对贵戚的仇恨心理。汉代所实行的抑制商人的政策，使他们对权势者怀有刻骨的仇恨。但江充从赵国逃出之后，虎口余生，痛定思痛。在那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的古代社会，江充的复仇之火在熊熊燃烧。然而事与愿违，他的仇敌赵王敬肃及已废太子丹仍然健在，并与朝廷贵戚声息相通。而江充所凭依的就只能是武帝的眷顾了，一旦这种圣眷稍有动摇，他江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情况，与秦之商鞅的遭遇是极为相似的。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加强了他报仇的勇气。他相信，只有不断进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走投无路的人往往是最勇敢的”。这正是江充铤而走险的力量。在宫廷斗争的刀光剑影之中，他独立四顾，明察秋毫，具有猎犬般的警觉和狮子般的勇敢。
在弹劾了长公主和戾太子之后，江充进入了权力的顶峰，也走向了毁灭的边缘。到此，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除掉戾太子，成为新太子的拥立者，必然在戾太子登基以后静待族诛之祸。他只能背水一战了。
征和二年为汉武帝在位的第五十年，这时的武帝已经六十六岁，离他归天的时间只剩四个年头了。由于长期和方士打交道，武帝的迷信是很深的。虽然皇帝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的话头，但他并不相信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威。对于冥冥中的巫鬼，他仍然确信它们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