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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巫蛊之祸的直接起因是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
公孙贺出身世家大族，祖父公孙浑邪当过太守，封平曲侯，有著作传世。公孙贺年轻时身为骑士，并建有军功。在武帝为太子时，他官居太子舍人，成为武帝的亲近之臣。公孙贺的夫人为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在卫子夫得宠的时候，公孙贺青云直上，并以军功封侯。但究其实，这些并非出自本人的能耐，而是得力于皇后的恩泽和大将军卫青的提携。所以每当他独当一面的时候，竟无尺寸之功，证明了他平庸无能，就这样一个靠裙带关系起家的公孙贺，竟被拔擢于丞相的高位。
公孙贺拜相后，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代他担任了太仆，从而父子并居三公卿位。这种表面上烈火烹油的荣耀使老于世故的公孙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却使他的儿子公孙敬声更加骄奢违法而肆无忌惮。
贵族子弟的骄奢豪横为当时社会的通病，何况敬声又是皇后姊子，父为丞相，自己身为公卿，所以所作所为无所不用其极。征和中，竟擅自动用北军钱一千九百万，终于被发觉而下狱。
对于儿子的种种不法行为，公孙贺应该是知情的。但是，由于他爱子心切，不打算对自己的亲子绳之以法，而是异想天开，打算立功来赎敬声之罪。这时，朝廷正诏捕京师大侠阳陵朱安世。当时的游侠，都是“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他们交游王侯，权行州域，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所以虽然“上求之急”但仍不能得。为了救儿子的性命，公孙贺亲自请捕朱安世。在得到武帝的批准后，他立即行动，居然大功告成。
但是，朱世安的捕得，却给公孙贺造成了新的祸患。当朱安世得知公孙贺捕自己是为他儿子赎罪后，竟幸灾乐祸地笑道：“丞相这下可要遭灭族之祸了。”
当时的游侠都广结党羽，互通声息。由于他们来往于花街柳巷，活动于市井之中，所以对豪门的隐私了如指掌，而公孙敬声这位浪荡儿的丑行，早已在他们之中广为传播了。朱安世说，公孙父子的罪过，“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他狱中向武帝上书，揭发了敬声的种种不法行为。其主要事实为：一、与武帝的女儿即他表妹阳石公主私通；二、使巫在祭祠时诅咒汉武帝；三、在上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木偶人等等。
上列罪状，除第一条为当时常事，不值深究外，第二、第三条都是很难证实的。这正如后来戾太子少傅石德就太子宫巫蛊一案所说的：“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邪，将实有也，无以证明。”这是最容易做手脚、最容易栽赃、最容易陷人于罪的地方。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最犯武帝的忌讳。
在武帝的授意下，有司穷治所犯，结果是公孙贺父子俱死狱中，家族无一幸免，并连及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及皇后弟弟的儿子长平侯卫伉偕坐诛。经过这一大案，武帝已处于妄想与怀疑的狂热之中！
经过公孙父子之案，卫氏势力已接近彻底瓦解，而作为卫氏集团核心的戾太子，更是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他与父王的关系，此时已势不两立。
帝王的传统是母爱则子贵。虽然古人规定各种立长立贤的原则，但对唯我独尊的皇帝来说，一切原则必须是服从他本人的感情。由于卫后的宠衰，武帝与戾太子及卫氏集团的矛盾已处于对抗状态，待到杀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则表明武帝对卫氏集团已断绝一切恩情。
武帝感情的转移，在他身边用事的江充洞若观火，他知道决战的时刻已到，看来他已稳操胜券了。
在处置公孙父子一案之后，武帝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数不清的巫诅和偶人，使他日夜胆战心惊，寝食难安。“上心既疑，常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为惊疑，因是体不平”。睡午觉也梦见攻击，甚至吓出病来，其精神之紧张可以想见。为了消除这神秘的隐患，他委派江充为专治巫蛊的使者。于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大比拼随之开始了。
专治巫蛊的权力，为江充彻底清除卫氏集团的残余提供了方便，由于他“知上意”，所以可大胆施为而无所顾忌。于是他从后宫希幸夫人开始，然后涉及皇后，最后又在戾太子宫挖出了桐木人。这接二连三的战果，使主持者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在这种狂风暴雨的影响下，民间也互相举报。当时，凡是犯巫蛊罪的都被劾为大逆不道，是十恶不赦之罪，所以前后因巫蛊而死者数万人。
当时，武帝因年高有病，避暑在甘泉宫。皇后和戾太子却在京师，双方消息隔绝，而情况对太子十分不利。于是戾太子召见他的少傅石德，请问应变之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太子的师傅是十分危险的，无论左袒右顾，他都难逃诛杀的命运。危急中，石德劝说戾太子效法楚庄王之父商臣“行大事”，或可以转祸为福。因他给太子献了矫节逮捕江充发兵造反之计，从而点燃了武装冲突的导火线。从征和二年初丞相公孙贺下狱死，到七月巫蛊之祸发展为父子交兵，半年时间，京师长安处于一片恐怖血泊之中。
七月壬午日，太子派人假扮使者收捕江充。当时，与江充共同负责典治巫蛊的按道使韩说曾对使者的真伪表示过怀疑，但他终于被太子派去的人所格杀。江充被捕获，与他共事的御史章赣在受伤的情况下突围逃出，“黄门苏文亡归甘泉言状”。江充遭到暗算，也许是他已往的成功过于容易的结果，由于他对武帝和他自己的力量过分信赖，从而排除了任何非常事变的可能性，以致在韩说等都能识破的伪诈面前，反而判断不清而行动迟疑，终于束手就擒。一个以“因变制宜“自许的人，在关键的时刻却缺乏应变的机敏，这种情况只有用“胜利冲昏了头脑”来解释。这也应验了西方的一句格言：“上帝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莫过于让他轻易地取得成功。”
戾太子捕获江充后，立即派亲信持皇帝的符节入未央宫长秋门，将情况告诉了皇后，然后调集宫中的近卫军和太子的宾客杀了江充，大开牢门，放出了长安的囚徒并组织起来，部署人马在京城内外开始了叛乱的军事行动。
这时在京师内坐镇的是丞相刘屈氂。这位刘屈氂，就是蜀汉先主刘备的始祖中山靖王的一百二十多个儿子的一个，是一位除了血统“高贵”外，无其他能耐的庸人。在公孙贺被诛之后，由他来收拾这个乱摊子，实在是一个很不合适的人选。所以，当太子的人马攻入丞相府时，他惊惶失措，只有“挺身逃”而亡其印绶。倒是丞相长史乘马跑到甘泉宫，将京师兵变的消息报告了武帝。
汉武帝得知消息后，忙问：丞相如何处置京师的局面？芽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了太子兵变的消息，没有敢发兵。于是武帝大怒，他说：既然已是明目张胆的叛乱，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完全没有周公的作风，周公不是还讨伐过叛乱的管叔和蔡叔吗？芽的确，处于变乱中的刘屈氂是很不称职的，而且他根本未弄清武帝的真实意图。汉武帝接着下令：积极捕斩反者的有赏，不力者罚。用牛车构筑工事，不要与反者短兵相接，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同时坚闭城门，使造反者无法出城。这一场临战处置，表明武帝实在不愧为高明的军事家，特别是不准戾太子兵出城，斩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保证了最后的一举消灭。
这次事变复杂而激烈，二十多天的时间，造成逾十万人的死亡和不少大臣的诛杀，也有不少人因此建功封侯，而一场新的清洗又随之而起。
戾太子败后，逃到了长安之东的湖县泉鸠里的一个农家，“主人家贫，常卖履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启经”。戾太子过不了贫贱生活，终于在寻找富友生活时，被围捕而自杀身亡。对于汉武帝来说，巫蛊之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胜利，他终于实现了易储君立少子的愿望。
太子兵败，武帝反而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了。他虽然贵为皇帝，仍然担心天下的舆论，他不能做无骨肉之恩的忍人，所以他以后的行为充满矛盾而反复无常，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当太子逃亡生死未卜的时候，壶关的一个三老叫令狐茂的上书为太子申辩，其中虽然将武帝的责任完全推给江充，但骨子里矛头仍然对准武帝，所谓“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他将太子起兵说成是“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这样一篇上书，肯定后面是有谋主的。书中提到“往者江充谋杀赵太子”，不言而喻，这篇上书代表了那些骄奢不法的贵戚近臣的声音。不过无论如何，武帝还是从这位乡间三老的书中感到了人言可畏，他不愿承担信谗杀子的恶名。在太子叛乱被平息后，他一方面杀了那些捕斩反者不力和在事变中可能怀有二心的臣下，同时又将死于太子之手的江充灭三族，并且在围捕太子有功者封侯时，又将加刃于太子者族诛。这些互相矛盾的做法，一半是出于真情，一半是为了文过。至于为思念戾太子而作的思子宫，更是为了向天下表白自己的心迹。按今天的说法，完全是一场掩人耳目的“作秀”。
其后车千秋复诉太子冤，武帝擢升千秋为宰相。车千秋的拜相，正是因为他对于武帝父子之间难言的隐情作了合理的解释，使天下明白他们的权力斗争完全是受人挑拨。后来，匈奴单于在评论车千秋拜相一事时，认为这是“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正好说出了武帝的心病。
在这场复杂的宫廷政变中，江充最后仍然是一个牺牲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