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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内篇·大宗师》）地驶向造化与文化同功的通衢大“道”——但永远不可能抵达终点，因为“无极之外，复有无极”。未来如来。未来已来之后，复有无尽未来。
建构、解构并举的庄学四境，在作为文化源头的轴心时代，一举完成了古典中国之顺道文化的建构范式。其强大的建构功能，使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在形态及其特质方面，呈现出迥异于其他民族的奇妙品质。两千余年来，古典中国之顺道文化的建构与创获，无不与《庄子》息息相关。然而庄学四境的强大解构功能，对后轴心时代中国悖道文化的实际解构作用，却因郭象的曲解妄注而被极度削弱，以致对古典中国之悖道文化的解构时至今日尚未彻底完成。而重新认识不朽的《庄子》，必将有助于彻底解构悖道文化，使中国文化再次大放异彩。
五、专制天敌，正解招杀
尽管庄学四境有强大的建构、解构功能，但庄学异于中外一切哲学的伟大之处，是其终极解构特质。因此庄学建构的一切，包括庄子亲撰的“内七篇”，也被庄子用庄学四境予以终极解构。因为一切文化名相，充其量是无限趋近于“道”的“德”，“内七篇”所及一切文化名相，以及儒、墨百家所及一切文化名相，包括一切人类语言，都不可能终极表达“道”之究极，因此庄子亲撰的“内七篇”不仅是对悖道文化的彻底解构，也是在对顺道文化予以建构之后的超越性解构。“内七篇”立足于仅有相对之“是”的“德”（天地万物、人间一切），仰望作为绝对之“是”的“道”（宇宙总规律，已知科学仅为其部分）。庄子像任何人一样，不可能一语道破“道”是什么，“内七篇”是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宗师庄子对“道”美妙无比、登峰造极的一曲颂歌。
理解庄学四境的最大益处，就是培养对“道”即客观真理永无止境的开放心态和无条件敬意。任何伟大文明和高级文化都离不开对客观真理的开放心态和无条件敬意。正是凭借轴心时代的不朽《庄子》对客观真理的开放心态和无条件敬意，后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在上有专制庙堂、下无逻辑利器的双重不利条件下，依然在近代以前抵达了文明与文化的双重高峰，创造了全球文化视野内独一无二的中华奇迹。
被专制庙堂钦定为官学的儒家学说，是支撑庙堂中国之政治形态成为超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因此“十三经”成了庙堂中国的政治圣经——这是中国之谜之一半的基本谜底，业已为诸多国人了解，也已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部分了解。
与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的庄子哲学，是支撑江湖中国之文化形态发展出奇迹般中华特质的主要原因，因此《庄子》成了江湖中国的文化圣经。——这是中国之谜之另一半的基本谜底，远未为国人了解，更未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充分了解。
郭象以来儒生治庄，字词训诂不无所得，篇章义理殊无可取。常常字面显义未解，句读章句也未通，遑论字面显义、句读章句背后的精深奥义。以郭象义理为依据的现有一切《庄子》外文译本，不可能不谬以千里。
然而郭象及其追随者对《庄子》的曲解妄注只是庄学奥义沉埋千古的表层原因。历史之父司马迁与一代文豪苏东坡判断《庄子》实质的分歧，无可辩驳地证明：庄学作为专制庙堂及其意识形态的终极天敌，才是其奥义沉埋千古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庄子》传世两千余年，儒家士林能够提交以及专制庙堂乐意接受的只能是错误答卷，洞悉庄学奥义者对此只能沉默。
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认为庄子“诋訾孔子之徒”的司马迁，硬被苏轼斥为“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世上竟有此等奇事：越敬佩你就越斥骂你？越援助你就越排挤你？苏轼论证其诡辩的荒谬逻辑是：“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指《杂篇·天下》）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庄子祠堂记》）
不屑齿及，竟然是“尊之至”！那么《天下》未曾齿及先于庄子的列子等无数人，也未曾齿及与庄子同时的孟子等无数人，难道也是“尊之至”？何况《天下》决非庄子亲撰，“内七篇”并未对孔子不屑齿及即为铁证。古典中国屈指可数的文化巨人苏大胡子，难道也是囿于儒学成心的陋儒？
千年以来，治庄者大都以为这是苏轼的真心话，因而或赞其卓识，或斥其糊涂。然而苏东坡私下又曾说过：“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墓志铭》）。他不得已而作的违心谬论，仅仅说明了两千余年中华帝国史的残酷真相：与刚刚开始“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同时的司马迁指出《庄子》之实质危险尚小，但宋人苏东坡若挑明《庄子》之实质，就必有两个结果：一是罹祸招杀，如同“非汤武、薄周孔”的嵇康一样被诛杀。二是殃及《庄子》，如同墨家、名家、杨朱之书一样被剿灭。因此酷爱《庄子》的苏东坡不得不对《庄子》“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表面上说庄学是儒学友军，实际上却“有见于中，口未能言”。即便谨慎如此，苏轼依然因其“一肚皮不合时宜”而身陷“乌台诗案”，遭到终生迫害。倒是欲灭《庄子》而后快的理学家程颐不惮直言《庄子》之实质：“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二程遗书》）
至此也就不难明白，庄子的“支离其言”与苏轼的“口未能言”理由相同：一避生前己身被害之祸，二免身后己书被灭之厄。“支离其言”当然有得有失。其失有二：极为难懂，易被曲解。其得也有二：语妙天下，必传后世。洞观千古的庄子必定预知：千年曲解妄注之后，终有绝地反击之日。
1911年帝制终结之前，洞悉庄学奥义者必定不乏其人。除了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苏东坡，误入庙堂、急流勇退的陶渊明是一位理想人选。其《五柳先生传》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与苏东坡“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一样，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其实是“不告甚解”，所以他在另一处又暗藏玄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此诗被誉为“陶诗之冠”，无数人言彼意此地赞扬这首诗的另外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然而仅凭这平淡无奇的两句诗就把陶渊明捧到天上，就太莫名其妙了。其实赞陶者大都明白陶诗的弦外之音。
“竹林七贤”中，对专制庙堂认识最深刻的并非杨朱般激烈峻急的嵇康，而是庄子般支离其言的阮籍，其八十二首《咏怀诗》成为难以索解的千古诗谜，其实只要读通《庄子》，每首诗的谜底就昭然若揭——古典中国的所有文化哑谜，几乎都是如此。
阮、陶、苏三子，都深得庄子“得意忘言”并“支离其言”之妙旨〔５〕，其他洞悉庄学奥义者也无一例外。没有一位古典中国的文化巨人，不把《庄子》视为至爱秘笈，因为《庄子》是专制时代渴望自由的士子惟一的灵魂圣地和精神氧吧。除了《庄子》，找不到另外一部曾被所有大诗人、大画家引用过的先秦经典。因此士子们宁作违心之论，也不愿专制庙堂剿灭《庄子》。直言《庄子》之实质，必被他们视为可耻的告密。这一古典中国的最大秘密，竟被他们无比默契地集体保守了两千年之久。
李太白唱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作为陶渊明之后的又一位著名道教徒（这是掩盖道家实质的迷彩），李白时代郭注已具莫大权威，因此诗中的“直上”二字已被郭注误导。李商隐唱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锦瑟》）此诗千古无解，其实后句深藏庄学奥义。义山诗风扑朔迷离，尽得“支离其言”之三昧。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钱钟书虽用《庄子》语“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外篇·秋水》）命名其著作《管锥编》，却在历论吾国主要经典的此编中，对《庄子》“默存”始终，未开专章——但此编堪称“支离其言”的最后绝响。
晋人陶渊明，唐人李太白、李商隐，宋人苏东坡等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巨人，无一不是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宗师庄子的引导下，抵达了古典中国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至境”。帝制终结之后的现代中国或未来中国，同样可以在庄子的引导下，抵达现代中国、未来中国的“文化至境”。尽管帝制终结至今百年，战祸动乱无有已时，“小知”、“大知”又“旋其面目，望洋而叹”（《外篇·秋水》），倾其心力于西学新学，无人再祭庄学冷灶，然而匆匆百年不过是瞬间“小年”，中国文化必有重建辉煌乃至超越古典中国抵达更高境界的未来“大年”。
结语：郭注小年，庄学大年
两千余年来，热爱自由、痛恨专制的无数爱庄者，即便未能融会贯通，但偶得一鳞一爪，便足以安身立命，受用无穷。正是百行诸业的无数能工巧匠、江湖豪杰，以及陶渊明、李笠翁、金圣叹、曹雪芹等远离庙堂、逍遥江湖的间世异人，还有司马迁、李太白、苏东坡等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文化巨人，创造了绚烂璀璨的中国古典文化。即便是庙堂文化的辉煌，也无不仰赖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地应庙堂之召的江湖异人（《内篇·人间世》），比如天安门、三大殿等紫禁城主体建筑的设计者蒯祥〔6〕。这些身怀绝技却隐姓埋名的文化英雄，无不浸透庄学精魂，他们是“游刃有余”的庖丁（《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