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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工人承包修建的阿巴公路胜利完工高兴时，索马里政府还不知如何向世界银行偿回这笔2000多万美元贷款，许多非洲国家从贷款的时候起，就没有偿回的打算。管理不善的西亚德政权在80年代中期，就到了离开外援无法维持下去的境地。西亚德总统到达工地后，先来到设立在监工大院的临时接待室休息。监工大院的围墙上我已按照监工的布置，事先用英语写好了欢迎总统驾到和庆祝工程完工的标语，工地和办事处的炊事员早已做好的点心和就地采摘的野花摆满了接待室的桌子，手持文明棍的西亚德总统在卫队的簇拥下进接待室休息，他没有讲话而仅向监工和我们点头示意。休息片刻后，当西亚德总统起身离开接待室上车向竣工典礼现场开去时，警卫队士兵在离去前竟把接待室的糖果点心席卷一空，或往口袋里装，或往帽子中倒，全然不顾影响。
竣工典礼的现场设在200多公里的阿巴路的中心地段，索马里工程部的政府官员，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中国和索马里的筑路工人，记者以及索马里一支高水平的女子舞蹈队早已等候在剪彩现场。剪彩仪式很简短，西亚德总统把红色彩带剪断后，工程部长和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分别作了简短讲话，竣工典礼在舞蹈队发出的一种很奇怪的欢叫声中结束。
非洲打工记第九回 减员清理黑人骗子 壮胆虚恍中国功夫
第九回 减员清理黑人骗子 壮胆虚恍中国功夫
竣工典礼的召开宣告了阿巴路工程施工期的结束和养护期的开始，工作满两年的中国工人盼来了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日子，第二天要登上回国航班的工人激动得彻夜不眠，而我和另外九名才到项目工作半年多的工人被宣布留下承担为期一年的公路养护任务。
工程高潮时曾经住过200多名中国工人的经理部营地只剩下了我们十个人。要守住这空荡荡的十几排工棚房和价值几百万美元施工机械对我们十个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于是我们决定将施工机械向设在摩加迪沙的S公司办事处转移，并且把养护基地搬到一个叫“蜜蜂村”的基地去。
由黑人司机驾驶的十几辆大卡车承担了搬家任务。由于没有足够的中国人押车，大部分车只好让我们认为比较可靠的黑人司机单独跑，但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黑人司机在途中将装了冰箱、洗衣粉和其它生活用品的车开跑了，不过他还算不太贪心，他把东西下完后，又把空车悄悄开到办事处停车场后人溜走了。
养护基地搬到蜜蜂村后的日子并不平静。工作分工也不能再象施工期那样细，十个中国人每人得兼几样工作：医生要兼生活管理员和采购员，炊事员要兼管理发电机的电工，我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纳和负责对黑人工人的劳动工资管理。养护期开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过剩的黑人工人进行清理精简，将施工期原先几百人的黑人雇员减少到几十人并不象中国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那样工作难做，国际承包项目的当地雇员本来就可按工程需要随时聘用和解雇。我将几十个比较优秀的黑人工人留下作为养护期内的劳动力，剩余的人则按索马里劳动法规定发给他们解雇费后与我们解除了聘用关系。
在老雇员中，有一个姓“西亚德”的黑人中年男子，他住在蜜蜂村附近，自称是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的堂弟，尽管阿巴路项目经理部聘用他后没有让他干过实质性的工作，但考虑到他与总统的特殊关系，希望他能在协调中索两国工人的关系方面起点作用，两年多来一直给他按月发一份工资。在养护期开始后的减员清理中，蜜蜂村的村民揭发他所谓总统堂弟的身份是假冒的，仅是他的名字构成中恰巧与总统西亚德的名字相同而已，为此我决定从养护期开始，不再给他发工资，但也不想去花精力追究他假冒总统亲戚身份的责任。无功受禄两年多的“西亚德”一旦中断每月不费吹灰之力的工资来源，对我们居然恼羞成怒，恩将仇报，带领村上一帮不懂事的小孩在晚上朝我们住房的屋面扔石头，第二天我去找了村长，他的嚣张气焰才收敛一点。
随着索马里经济状况和社会治安的恶化，一种不安全感也在我们心头加重。但我们不能撤出养护基地，因为一年的养护任务是承包合同中规定的承包商的义务，只有完成了这项义务，承包商才能得到仍在业主手中的占工程款10％的保留金。
每天晚上都有小偷光顾我们住地的库房，小偷什么都偷：汽车轮胎，汽油，电瓶，轧好的石料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物资。我兼养护队的出纳，手中管着现金，更使我感到责任重大。中国的驻外公司也不象西方公司那样可以配备自卫用的枪支，所以小偷更是有恃无恐。但非洲黑人相信中国功夫，他们从中国的武功片中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也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会功夫。于是我将计就计，我就对黑人说我学过功夫，并偶而模仿几个功夫动作。有一天早晨，我穿着结实的劳保皮鞋乘人不备朝工棚的波纹铁皮瓦墙一脚踢去，发出一阵巨响，正在工棚前集合的几十个黑人工人朝发出响声的地方看过来时，只见我右手的两指刚从铁皮瓦上收回，铁皮瓦上正好还有深深的一个凹坑，于是黑人深信我有功夫，黑人的这个信念倒也帮了我一些忙，没有人敢打我寝室里保险柜的主意。
我们十个人在蜜蜂村迎来了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这里没有猪肉，我们就在傍晚开着吉普车去撞在公路旁觅食的野猪，在簸箕下放上饭粒罩珍珠鸡，炊事员用我们自己捕来的野味做出了一桌丰盛的年饭。年三十晚上七点钟当我们十个人围坐在饭桌前吃着团年饭时，收音机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传出了中国农历新年的钟声（索马里与北京有5小时的时差）。我们十个人不约而同地用筷子或汤匙使劲地敲打起碗盆来，碗盆敲击声和收音机里的爆竹声融成了一片，思家的苦涩与节日的欢乐也融成了一片。
后来我被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处调去参加新项目的投标，离开了蜜蜂村。不久从留在蜜蜂村的工人那里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晚上一伙黑人蒙面歹徒带着匕首袭击了我原先住过的房子，还好我们的工人有警惕，当歹徒破门而入时，用事先早放在门后备用的铁棒把歹徒打跑了。
第二天，被袭击的工人到办事处来报告情况，我立即回到蜜蜂村从当地部队聘用了几名武装黑人士兵给我们工人当保安。
但不久摩加迪沙办事处也成了歹徒袭击的目标，中国工人高师傅惨死在歹徒刀下。
非洲打工记第十回 勇斗歹徒献身异国 黑人刑警草率调查
第十回 勇斗歹徒献身异国 黑人刑警草率调查
阿巴公路养护期结束前夕，我被调到了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处担任首席翻译，我为自己翻译水平的提高感到自慰，但索马里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却使我感到压力加重。
运到摩加迪沙办事处的施工机械需要保养，办事处就设立了一家机修厂，从S公司的合作伙伴重庆C公司调来了七八名设备养护工人，高成峰师傅就是其中之一。
50来岁的高师傅1。85的个子，憨厚的脸上时常挂着改革开放受益者的满意微笑，早餐时
可以舀上半斤奶粉冲来吃完，对喝酒也有特别的爱好，干活时也有使不完的力气，大家都羡慕他的胃口和力气，在条件艰苦的非洲需要这样的身体。
机修厂的库房里存放着价值上百万美元的进口备件，包括汽车轮胎、电瓶和各种进口筑路机械的零配件，因而备件库房成了当地黑人盗窃团伙的作案目标。从黑人部队聘用的保安早已成为虚设，他们和盗窃团伙勾结在一起，为夜盗偷窃时望风放哨。但我们又不能解雇这些保安，解雇了连办事处大院的大门都得由中国人自己守，我们没有那么多人。为了保护库房内进口备件，机械厂决定由中国工人自己轮流值班，每班两人，一周一换。高师傅说中国工人人手紧张，他身体壮实，可以多值些班，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机修工作，而且他只需一个人值班。机修厂领导同意了高师傅的主动请战。
一天早晨，高师傅牵着一个被他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黑人小偷来到办事处办公室，这时正好C公司的副总经理邓先生也在办事处，邓先生是一位涉外工作经验丰富的老援外干部，他一眼看到高师傅牵着被绑的黑人，立刻明白了什么似的，还没等高师傅说完经过，就让高师傅立即给黑人松绑，并严肃地说：“晚上有小偷来，只要把小偷吓跑就行了，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工作和生活，凡事要考虑后果。”松绑后的黑人被送到当地警察局处理，但第二天就被放了，警察局不愿意给没人给他送饭的拘留者供饭。
邓先生担心的后果不幸在三个月后被引证。
这是一个风高月明的夜晚，白天在C公司分包的索马里水渠工程工地吃完中秋节聚餐火锅的高师傅早早回到了机修厂库房的值班室。半夜窃贼的响动把高师傅从睡梦中惊醒，高师傅立即拿起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铁棒走出值班室的门，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撬库房窗户的几名窃贼，高师傅借着月光，抡起铁棒朝窃贼打去，不幸未打中窃贼却打在了集装箱上，箱壳被打出一个深窝。躲在高师傅身后的另一名歹徒用匕首刺中了高师傅的后腰，众歹徒逃离了现场。
腰部中刀后的高师傅流血不止，这时他才一边朝机修厂工人住房的方向艰难地移动脚步一边大声呼救，当被喊声惊醒的工人朝值班室方向走去时，看到高师傅再也坚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
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高师傅已被机修厂的工人抱上一辆面包车，急速地朝中国援索医疗队的住地驶去。我则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