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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高师傅已被机修厂的工人抱上一辆面包车，急速地朝中国援索医疗队的住地驶去。我则坐上另一辆车到警察局报案，晚上警察局连可供报案的电话都没有。我在警察局的大门上足足敲了一刻钟才听见里面不耐烦的答话声，等值班警察向警察局长汇报后，局长同意立即派刑警队到现场调查，但我们又被告知，他们的警车已没有汽油，我们只好让两名刑警先挤上我们的小车送他们到案发现场后，又立即给警察局送去一桶汽油，从报案到5名刑警全部到达现场，足足花了2个小时，歹徒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刑警用昏暗的手电筒毫无目标地在现场四周虚晃了一阵，又朝空中放了几声空枪，无奈地对我们说：“歹徒已逃远，今晚可能只能这样了。”
从医疗队传来了高师傅抢救无效，已停止呼吸的消息。正准备离开现场的一名刑警对我说：“高先生上天了，上天堂享福去了。”白天还和我们吃着同一口火锅的高师傅就这样走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这位穆斯林教徒刑警对死亡理论的说教。
高师傅的遗体被存放在摩加迪沙一所医院的冷藏式停尸房，办事处与索马里的法医进行了联系，请他们对高师傅的遗体进行验尸，并请两名中国医疗队的医生出席见证验尸过程，我承担验尸过程的翻译任务。
我和两名黑人法医一起把睡在抽屉式冷藏柜内的高师傅的遗体抬上了一张简单的手术台，法医几下把高师傅身上的衣服剥去后，将遗体俯卧放置在手术台上，用一把手术刀在匕首刺入部位将伤口划大一点，再用一根金属棒插入划开部位来回拨看了一阵，得出了一个验尸前就知道的结论：利器刺入腰部，动脉切断后流血过多而死。
法医抓了一把事先准备好的锯末面堵住了遗体上切开的部位，又快速将脱掉的衣裤给遗体穿了回去，将遗体重新放回了抽屉式冷藏柜。
非洲打工记第十一回 烈士遗体长眠非洲 归心似箭带病登机
第十一回 烈士遗体长眠非洲 归心似箭带病登机
高师傅的被害给驻在索马里的6个中国承包公司和3个经援专家组1000多中国人带来了悲痛和义愤。S公司摩加迪沙办事处向中国大使馆提出了要给高师傅以烈士的名义召开追悼会的口头申请，不巧大使回国述职去了，原为政务参赞的代办告诉我们，“烈士”称号要将事迹报回国内有关部门审批后才能作数。我们听后，决定由多家中国承包公司自发组织高成峰师傅的葬礼。
J公司用最好的木料钉了一口棺材。当高师傅的遗体从冷藏柜抬出放进棺材时，高师傅的生前同事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放声大哭起来。C公司的邓先生从高师傅的头上剪下了一绺头发，放进信封里，准备回国后交给烈士的家属。机修厂的伙计们将仅剩的两瓶“五粮液”放在高师傅遗体的左右肩头，他们知道高师傅生前没喝够这好酒。棺材被抬放在大卡车上，两侧摆满了S公司、C公司和其它中国兄弟公司的花圈，花圈上写的是“高成峰烈士安息！”。半年后高师傅的烈士称号被国内有关部门批准。
装着高师傅棺木的卡车在哀乐声中穿过摩加迪沙的大街，卡车后跟着几十辆各家中国公司的小车，他们都是自发来参加葬礼的。棺木安葬在摩加迪沙的郊区，参加葬礼的几百个中国人每人给高师傅的坟添了一铲土。在异国他乡生活的人更能体会同胞的含义。
葬礼结束并没有带走我们对高师傅的哀思。黑人刑警对案件的调查也丝毫没有进展。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去房间外面上厕所，不知什么原因厕所的灯是黑的，我刚走进厕所门口，就看见厕所地上躺着一个人，他突然起身抓住我的腿把我往里面拖，我一看拖我的人竟是高师傅，我大喊一声，从梦中惊醒过来，额头上是冰冷的汗。和我同住一个寝室的司机蔡师傅被我的喊声吵醒。他听我讲完刚才的恶梦，连忙安慰我：“你对高师傅一直很好，他不会拉你去的。”我说：“正因为好，他才要我陪他。”
在参加验尸后的整整一个月中，我对荤菜一点胃口也没有。这时我才想到我离家已经整整两年了，我该回家了。
办事处组织到赤道碑旅游，使我有机会在即将结束两年的非洲生活时去体验一下地球上最热地区的风光，也可松弛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
赤道碑是赤道经过的地方树立的标记，在地球上不止一个。索马里的赤道碑座落在美丽的南方城市基斯马尤，离首都摩加迪沙500公里。办事处的大客车载着我们16人在一条年久失修的公路上行进。公路两边的香蕉园、椰子林和芒果树在雨季到来后已经开始结果；成群的野猪在路边的灌木丛中悠闲自在地觅食；大大小小的猴子在天然草坪上戏耍打闹，有的一动不动地蹲在树顶上，象是给路过的车辆放哨；在草丛中嬉戏的珍珠鸡在我们的车子走近时扑打着翅膀飞去；上百头一群的牛、羊、或骆驼慢腾腾地横穿过马路，我们不得不耐心地给它们让路。到索马里快两年了，我似乎才注意这块热带草原的土地是那样的美丽，一个问题在我脑海中产生：这样美丽的土地上的人民为什么那样贫困？
中午我们到达了郑和村，据说这是明朝郑和下西洋到达索马里时居住过的村庄，在离村庄3公里的山丘上树立着一块高大的砖砌纪念碑，叫郑和碑。
傍晚，我们终于到达了我旅游目的地——————赤道碑。这是一个两米高的极普通的碑体，这里也绝不是我童年时想象的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在感觉上气温也就是与摩加迪沙不相上下而已。
办事处批准了我回家的请求，但回家休息两个月后必须再次回到办事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对几个新项目投了标，以后办事处的工作会更忙。
我庆幸自己在两年中没有病倒过。回国的路线与两年前来的时候一样，我必须在内罗毕转机。在S公司内罗毕办事处住下后，我突然发起高烧来，一检查，是登革热，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洲传染病，非洲的蚊子不让我轻松地离开索马里，非得让我在回国前补上一次对登革热的体验。经过两天的打针，还不见退烧，内罗毕办事处主任的夫人是个医生，她问我要不要把机票往后推一个航班，我说不要往后推了，我离家已整整两年了，你给我在上飞机前再打一针吧。
医生理解我归心似箭的心情，她照我的请求做了。我在机场打完针，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我的心早已飞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祖国，也飞回了妻子儿女身边。
非洲打工记后记
后记
S公司在非洲的第一个国际承包项目索马里阿巴路公路工程合同总价2700万美元，施工期两年半，参加施工和养护的中国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共计260人，施工期牺牲4人。利润350万美元，施工机械残值200万美元。阿巴路项目完工后，S公司已在非洲建立了一个牢固的国际承包业务基地，并且在以后的几年时间内，国际承包业务扩展到了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及等非洲国家，阿巴路工程遗留下来的部分施工设备也被运往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人们把索马里阿巴路工程誉为四川开拓国际承包业务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索马里西亚德政权在1991年1月的一场武装政变中被推翻，从此索马里部落之间的内战再也没有停止过，S公司在索马里的承包基地也在这场战争中损失贻尽，但200多名中国筑路工人在阿巴路工程中积累的国际承包经验无疑是比物质更为宝贵的财富。
（第一卷完）于1999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