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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清-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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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点说,就是从后方运一斤粮到前线,要耗粮几十斤乃至一百几十斤。

    因此,每一次成规模的边疆军事行动,都是对国力和政府组织能力的一次巨大考验。

    汉武帝两次征伐大宛,第一次失败了,败在了后勤准备不足。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个“不足”,是相对而言的,如果用兵的对象在国内,或者,大宛的位置,能够往东边儿挪一点儿,未必就“不足”。

    问题是——你妹的,大宛距中国当时的统治中心长安,足足有万里之遥!

    第二次征伐大宛,汉武帝的准备工作就做得十分夸张了:

    “赦囚徒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

    还有,“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谪,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

    从这些简单的记载中,我们很难准确统计出,第二次伐宛,到底投入了多少的人力、物力,但基本可以肯定,大半个中国,都被翻了一遍。

    于是,这一次,贰师同学赢了,砍掉了大宛国王的脑袋,带回了三千余匹骏马,其中,包括几十匹所谓的“汗血宝马”。

    武帝雄才大略,但办事情一向不经济,没什么投入产出比的概念,大舅子李广利又是一个庸才,如果换一对君臣来办这个事儿,譬如宣帝和赵充国,未必要费这么大劲儿、花这么多钱,不过,无论如何,不会有什么太实质性的区别。

    第二次征伐大宛的成功,即有赖于汉的雄厚国力,又和当时政府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分不开。

    组织、动员这个事儿,可不是谁都能做得好的,有钱不会花、花不好的事儿太多了,譬如隋炀帝征高丽。应该说,彼时的中国,国力是可以支持这场边疆战争的,但是,在“组织、动员”上面,杨广同学却掉了链子,弄来弄去,最终,把自己的脑袋给弄掉了。

    平心而论,炀帝办成的大事不少,勉强也配得上“雄才大略”四字,他犹如此下场,那些真正的逗比就不必说了。

    譬如前明的英宗,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逗比。土木堡之变,三十万精锐大军,根本就是自己把自己给饿垮了,蒙古人不过是最后推了一把而已。英宗和他那个没卵子的小伙伴,根本就不晓得,什么叫做“后勤”,什么叫做“组织、动员”?这样的一个逗比,居然在后世的某部电视剧中,变成了一个英明神武的情种——你妹!

    这些史实,左宗棠自是熟知的——当然,不包括那部电视剧。左季高从少年时起,就对“边事”,有莫大的兴趣,对西北的政治军事,涉猎尤广、钻研尤深,以致林则徐认为,“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左君谁属。”——林则徐说这句话的时候,左宗棠还不过是一个从未出过仕的举人。

    因此,左宗棠对关卓凡“进军新疆,粮秣不乏,子药不匮,转运不绝,实为胜负之第一要务”的见解,是高度认同的,慎重考虑之后,他接受了关卓凡的意见,自己留在肃州,全盘统筹粮运军需,各军入疆后的作战指挥,委托给了“总理各营营务”的展东禄,并郑重声明,展东禄“相机办理”,他“不为遥制”。

    不过,进军新疆的整体作战计划,是在入疆前的军事会议上就定下来了的,一共两条原则:一,先北后南,即先定北疆,再克南疆;二,先迟后速,缓行速战。

    先北后南,是因为:

    第一,从甘肃入疆,北疆的路,比南疆的路,要好走许多。

    第二,朝廷在北疆,还有几个据点,西征大军入疆之后,可以有所接应。

    第三,北疆的敌人,比南疆的弱,更易打一个“开门红”出来。这入疆第一战,对双方都是很紧要的,我军的士气不必说了,南疆的阿古柏,刚刚削平异己,国内人心未定,北疆拿下来了,他那个“哲德沙尔汗国”,自然更加人心浮动,这个时候,由北而南地打下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至于“先迟后速,缓行速战”,所谓“迟”,所谓“缓”,都是指,作战部队和辎重粮路之间,决不可两相隔绝,粮秣子药没有跟上来,作战部队宁肯停下来等候补给,即,宁肯“迟”,宁肯“缓”,也不可冒进。不然,失去后继的补给,就算一时得势,接下来,在新疆那种地理环境中,也几乎意味着陷入了绝境。

    这个“迟”,这个“缓”,亦指作战之前,须对敌情和战场环境进行详尽的调查,做出周密的部署,谋定而后动。

    一切准备妥当,正式实施作战的时候,就要“速”了,即火力全开,予敌军雷霆猛击,务求一战全歼,不要打成添油战,也不要打成击溃战——原因呢,前面其实已经说过了,因为后勤补给的缘故,在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中,长距离追击,将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总之,这个“先迟后速,缓行速战”,强调战前准备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后勤保障的重要性。

    让我们来看看,关卓凡和左宗棠两个,是如何如文祥所说,“军粮转运,万里不匮。遍读史书,历朝历代,用兵西域,军粮供给,无一时绝,无一日乏,如是次进军新疆者,前所未见!”

    要做到“军粮转运,万里不匮”、“无一时绝,无一日乏”,说一千,道一万,摆在第一位的,是一个“钱”字。

    不同于现代军队的军费开支、后勤保障,这个时代的中国,作为方面统帅,最主要的工作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两个字去掉——是自己替自己筹集、争取军费,有时候,这个工作,甚至比指挥作战还要重要。

    洪杨乱起,几仗下来,国库就见了底儿了,从那个时候起,支撑中国军队大小规模军事行动的,就变成了“协饷”,即不经过中央,各省直接向某支军队解付钱粮。

    协饷数量的多少,原则上和省份的贫富程度挂钩,但具体的数目,朝廷一般只在省份和军队之间做协调的工作,少做硬性的规定——事实上,你就算做了硬性的规定,人家两手一摊,说俺就是没有钱,朝廷也没有法子。

    对于朝廷来说,能保证各省的“京饷”按时、如数到位,就很好了——皇家的开支、百官的俸禄,全靠这笔“京饷”呢。

    既然在“上头”那里,“协饷”比不得“京饷”,军队的统帅就不能指望朝廷了,就得自己出面,同各省督抚套交情、拉关系,第一,保证已经商定的“协饷”,按时、如数到位;第二,游说对方,提高本省“协饷”的额度。

    “协饷”制度,为敉平洪杨之乱及之后的历次军事行动,提供了基本的财政支持,但是,这个制度的副作用,却是极其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的“老板”,由中央政府,变成了地方政府——原因非常简单,给我发工资的,是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

    地方由此坐大,军队由此离心。

    “协饷”制度是中央财政匮乏的“便宜之举”,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不能继续饮鸩止渴了。

    不然,谈何中央集权?谈何……“大事”?

    关卓凡下定决心,从收复新疆开始,把这个格局彻底地扭转过来。

    取消“协饷”,暂时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这笔钱,地方不掏,就得朝廷来掏,在对现有的财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之前,叫朝廷来掏这笔钱,不论是阎敬铭的户部,还是郭嵩焘的顾委会,都还是很吃力的。

    财税改革,那是伤筋动骨的事情,目下,尚未到条件成熟的时候。

    关卓凡能做到的,是切断军队统帅和“协饷”的直接的联系。

    这一刀,就从左宗棠西征始。

    前文有过交代,西征的军费,是关卓凡安排、胡雪岩经办的“借洋债”。

    经过一番折冲,出借这笔款子的银团,领衔的银行,由英国人的汇丰银行,换成了关卓凡做幕后老板的花旗银行。不过,领衔的银行虽然换了,但担保条件并没有变:依然是由中国各地的海关做担保人,向银团开具“印票”,然后,各省的“协饷”解给海关,由海关代为还款。

    这样的安排,好处多多。

    第一,银团不必担心收不到还款,海关的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各地海关的税务司也大多由洋人担任,海关的“印票”,银行是信得过的。

    第二,各省的“协饷”解给海关,而非直接解给西征大军,左宗棠呢,是从银行拿钱,而非从各省督抚那儿拿钱,“协饷”虽然还是“协饷”,却不和左宗棠发生直接的关系。

    如此一来,军队统帅和“协饷”的联系,便被切断了。

    这一刀砍了下来,别人不说,左宗棠本人,可是以手加额!

    左宗棠一向自称“生平以用饷为忧,争饷为耻”——这个话,半真半假,“以用饷为忧”是真的,以“争饷为耻”,就不见的了,若真的以“争饷为耻”,就不会“英雄欺人”,为了广东的饷源,将儿女亲家郭嵩焘,从粤抚的位子上挤走了。

    不过,那是“争饷”,更多的时候,是“求饷”,不但要向督抚求,还得向藩司求,俺这个陕甘总督、三等侯,论爵衔,早已是超品了,却还要向从二品的的藩司赔笑脸,那是什么味道?

    求到了还好说,问题是那帮子鸟人,一个个“深藏若虚”,常常是求来求去,啥也没求着,白腆了俺这张老脸了!

    现在,好,好,痛快,痛快!

    当然,关卓凡这么做,朝廷的责任——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责任——就重了,原先军队统帅和督抚们扯的皮,就该他自己去扯了,不然,协饷不能按时、如数解给海关,洋税务司们可就有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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