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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清-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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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税务司们可就有意见了。

    不过,关卓凡不打算扯什么皮,他的对策很简单,将“协饷”调升到和“京饷”一个地位,不能按时、如数解交的,该降级的降级,该撤职的撤职。

    *

    (四千一百字大章奉上)

    *(未完待续。)

第一四七章 钱,钱,钱!() 
钱是有了,不过,虽然说,这笔钱是从银行直接过付给左宗棠,不必再经北京的户部或顾委会的手,但借款人不是左宗棠本人,而是朝廷,因此,如何过付,第一笔是多少,第二笔是多少,都要经过朝廷的首肯,这里边儿,还是大有讲究的。

    在确定军费数目这件事情上,朝廷大员对军队统帅,抱有一以贯之的严重的不信任,总觉得你在“报花头”,不论军队统帅报一个什么数目出来,都要打你一个折头,拦腰一刀、砍下一半,也是很常见的。

    这是缺乏数目字管理能力的无奈之举,朝廷无法确定军队统帅提出的预算的合理性,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好尽量讨价还价。

    大多数情况下,朝廷并没有冤枉军队统帅,向军费预算中“注水”,是很普遍的情形,但这种商人议价般的制定预算的方式,会将双方逼进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军队统帅既知道朝廷一定会打自己的折头,便向预算中“注”更多的“水”,以求拦腰一刀之后,所余尚敷所需;朝廷呢,既怀疑你“注”了更多的“水”,便砍价砍得更狠了。

    在这种情形下,本该最严肃、最认真的军费预算,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嘴巴官司和数字游戏,对此,军队统帅的“心法”是:不管数目多少,先把第一笔钱拿到手再说,仗既开打,难道还能半途而废?想把仗打下去,后续的粮饷,就得照我开出的数目,不然,就上折子,请朝廷“另简贤能”。

    这套要挟的手段,或多或少,都会不同程度地奏效,可是,也真有“半途而废”的时候——那是朝廷真拿不出钱来了;更多的时候,是朝廷左支右绌,拆东墙补西墙,前线的军队,则吃了上顿等下顿,有钱就开打,没钱就窝着,拖拖拉拉,本来一年能够打下来的仗,拖拉到三年、五年。

    关卓凡下定决心,这种恶劣的“故事”,也要从这次西征开始,彻底地扭转过来。

    对于左宗棠开出的一年五百二十万两白银的预算,关卓凡不但没有打一两银子的折头,还说,应该留出一定的“冗余度”——这是一个新词儿,意思说,你要十两银子,我给你十二两,真用不完,你再还给我。

    顿了一顿,补充了一句:第一年,我给季翁六百二十万两银子。

    左季高的眼睛瞪圆了,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我这是上辈子积了多大的德啊?竟然遇到了如此体贴的上司?

    留意,左宗棠一年五百二十万两银子的预算,并不是在北京的时候,一年三百五十万的预算——那是平定甘肃回乱的预算,新疆的距离更加遥远,各方面的条件更加艰苦,所费自然就更多。

    关卓凡此举,并非为收买人心,也不认为多出来的那一百万两银子会打水漂,相反,他认为,这才是最经济的预算之道。

    作为穿越者,根据历史资料,关卓凡知道,左宗棠一年五百二十万两白银的预算,并不过分,没“注”多少的“水”;另外,新疆地理,遥远殊异,未知之数太多,这个预算,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只着重距离长短的计算,对“未知之数”的考虑,其实并不如何充分,因此,留出百分之二十的“冗余度”,是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泥于旧例,遵照制定军费预算的“潜规则”,也跟左宗棠讨价还价,就算把预算砍了下来——譬如,从五百二十万两,砍下来个五十万两、一百万两,砍到四百七十万两,甚至四百二十万两,又如何?

    本来,新疆的叛乱,今年年内就能平定,结果因为粮饷不继,仗打到了明年、后年,就算一年四百二十万两,两年、三年,不是要八百四十万两、一千二百六十万两?较之六百二十万两,孰多?孰少?

    最、最、最重要的是,明年还有明年的事儿——明年,我要和法国人大打出手,可不能北一摊,南一摊,两线作战啊!

    就不考虑明年同法国人开片,新疆的战事,也必须在今年年内奏凯!这是因为,我需要一场“金瓯无缺”的辉煌胜利为自己“加持”——今年下半年,很可能会有巨大的政治风波掀起,多一场胜利,多一个筹码。

    所以,无论如何,今年事,今年毕!

    钱到位了,剩下的就是怎么花的问题了。

    “花钱”——后勤保障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环,就是军粮的采买和运输。

    用兵西域,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一部分军粮——比例愈高愈好,在当地采买,这样,可以大幅度的减少运输的费用。

    这就是本书中提到过的赵充国的法子。前汉宣帝时候,羌人做乱,朝中主流意见,以辛武贤为代表,是仿卫、霍故事,“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遂行扫荡,唯赵充国反对。

    赵充国的策略是:

    一,彼时金城、湟中谷贱,一斛不过八钱,他建议朝廷在当地大肆收购,既可用最低的成本充实己方的军粮——如果从关内转运,所费会十数乃至数十倍之多;同时,这一招又绝了羌人的粮路,“羌人不敢动矣”。

    二,屯田,步步为营,一点点向羌人蚕食。

    第二个法子“屯田”,左宗棠一到陕西,尚未进甘,就开始着手实施了。但陕西在回乱中被祸甚惨,大乱之后,恢复元气为第一要务,屯田的收成,首先要用在本地的军食和民食上,暂无余力接济新疆前线;甘肃呢,被祸之惨,不输陕西,且去年才刚刚靖定,屯田神马的,缓不济急。

    至于新疆,绝大部分地盘,眼下都不在自己的手上,至少得等到打下乌鲁木齐,进而攻取喀喇沙尔,将北疆最膏腴的那部分拿到手了,才谈得上“因粮于当地”。

    所以,赵充国的法子,暂时是行不通的,还是得老老实实从外地采买,然后一斤一斤、一里一里运到前线。

    关卓凡和左宗棠一起,规划了两条采买、转运军粮的路线。

    第一条,东起归化、包头,西至射台、大巴一带的蒙地,粮食产量较为充足,在此采买,经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运至巴里坤,各种费用均摊计算,每百斤脚价七两五千有奇。

    第二条,在宁夏采买,经定远营、察罕庙、巴尚图素庙,与第一条路线中的归化、包头来的运输队会和于巴里坤,每百斤脚价需银八两有奇。

    计算下来,只靠这两条路线,军粮还有相当缺口,左宗棠在地图上比来比去,比出了第三条路线来:

    在凉州采买,经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安西至哈密、古城。

    可是,这条路线,全长七千余里,细细计算下来,每百斤竟然要脚价十五两有奇,较之前两条路线,足足要多花一倍的钱,左宗棠不由大费踌躇。

    正在彷徨无计,关卓凡的建议来了:虽暂不能“因粮于当地”,却未必不能“因粮于敌”?

    啊?因粮于敌?

    “因粮于敌”,这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大规模抢掠的意思。

    不过,轩亲王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关卓凡的建议是:向俄国商人买粮。

    俄国人是阿古柏最重要的支持者,算是俺们的半个敌人,此所谓“因粮于敌”也。

    这个建议,乍听上去,似乎匪夷所思,可认真想一想,真是有何不可?

    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经济制裁、贸易禁运之类的概念,再者说了,俄国人只是在背后支持阿古柏,台面上,中、俄两国的邦交,是完全正常的,别说买粮了,就是买军火,俄国人也是举双手欢迎的。

    费用呢?

    俄国商人的报价是,若一次性采购一千万斤,运至新疆昌吉,则每大包——三百三十斤,作价白银六两。

    我靠,我靠,这个价格,几乎还不到咱们自个儿的四分之一啊!

    关卓凡和左宗棠都不禁咂舌:这俄罗斯,真真是一个大粮仓啊!

    关卓凡更由此生出感慨:这个世界,资源分配,实在是太不均匀了,俺们中国,人这么多,可耕地却这么少,打个仗,几斤军粮,绞尽脑汁,七拼八凑,还不够数,看来,即便不为收复失土,就为了“保证粮食安全”,也得“北窥”一番才行啊。

    这是后话,暂时按下不表。

    “因粮于敌”,就这么确定了下来,当然,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照行不误,你不能把自己的吃饭问题,全部拜托给“敌人”。

    结果,在日后新疆平乱的过程中,就产生了这样一幅奇景:俄国人一面偷偷的接济阿古柏军火,一面大肆向中国卖粮。

    采买的来源、运输的路线,虽然定了下来,但不等于万事大吉了,为保证军粮运输的高效率,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要解决。

    关于运力,左宗棠原本的计划,是“半官半民”,但关卓凡一力主张,“以民为主,以官为辅”,甚至,“尽可全数仰赖民力”,官府只负责管理和安防。

    这个“民力”,不是抓差,不是劳役,刚好相反,关卓凡强调,一定要“公平交易”,“现银交易”;官府制定的脚价,一定要有足够的吸引力——不但要“破除定制”,甚至可以高于市场的平均水平。

    譬如,原先的定制,甘肃等地转运军粮,每百里每百斤给脚价银二钱,关卓凡以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不利于激发“民力”的积极性,乃拍板做出如下修订:“关内转解粮饷、军装、军火,****脚价,无论雇佣车驼骡马,酌定百斤百里给银四钱;关外****,百斤百里,给银五钱。”

    就是说,整整翻了一番有多。

    另外,关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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