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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曾经为美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历史写下了一些最辉煌的篇章。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包括少数白人，联合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抵制、静坐、祷告集会、游行示威，并进行其他的抗议限制自由的活动，他们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他们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尽管当时的政府机构对当地警察和种族主义分子以避免暴力为由而发动的压制活动视而不见，袖手旁观，然而，广大民众在这场运动中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并且为自由而奋斗的志向坚定不移，直到最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成果主要包括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和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案》。当然，斗争是十分残酷的，社会上的恐怖和流血案件不断发生，金本人也遭到了无情的暗杀。但是，到60年代末期，美国已经被不可逆转地改造过来了。民权运动，已经迫使政府实践了它的始创原则。这场运动不仅提高了黑人的尊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且还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法律地位。这些辉煌的成就足以向外面的世界证明，美国的自我修正能力是令人羡慕的。
为自由而战，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民权运动激励了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像19世纪废除奴隶运动一样，掀起了早期的男女平等运动的浪潮。1840年，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与她的丈夫一道去英国旅行，并准备参加一个反对奴隶制的会议。当斯坦顿和其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妇女遭到拒绝的时候，她的脑海中掀起了愤怒的层层波浪。性别间的不平等，是否应该与种族间的不平等相提并论呢？当时，美国妇女没有投票权、财产权，也没有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在政府、法律或者其他公共部门就职的权利。斯坦顿一回到美国，就提议召开了“历史上第一个妇女权益大会”。霍华德·齐恩锡基在他的《美国人民的历史》这本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这个会议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虽然模仿了《独立宣言》的形式，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所有的男子和妇女都应该是生而平等……”
历史是一条长长的河流，又过了15年，妇女的参政权利才得到法律的认可。尽管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女权主义者经过了坚苦卓绝的奋斗，而今日的美国妇女仍然无法在经济上享受与男子一样的同工同酬。但是，这次被称为“第二个浪潮”的女权运动，确实唤醒了美国对妇女角色及社会地位的认识。不管男子还是妇女，都从妇女低人一等的陈腐观念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妇女有工作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这些权利是她们母亲那一辈人所无法想像的。正如苏珊·福卢迪在《反撞力》一书中描述的那样：这种妇女自由的理念，很快就激起了传统主义者的反对。传统主义者仍然坚持妇女最好留在家中，继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今天，这种男女平等的斗争仍然是任重道远的，尤其是对于堕胎权，仍然存在着争议。但是，文明的进步如同历史的车轮，已经不可逆转。即使那些不愿意将自己标榜为女权主义者的青年妇女们，也对男女平等的进程逐步适应，习以为常了，她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职业，选择延续或者放弃自己的婚姻。总的来说，她们现在是为自己生活，而不再是仅仅为了丈夫和孩子而生存。虽然现实中要实现真正完全的男女平等，在美国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但是假如你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除了北欧之外，美国妇女显然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妇女有更多的经济、政治权利与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当然，北欧的情况可能比美国更好。
美国的母亲能不嫉妒荷兰的母亲吗？荷兰的母亲可以享受3年的带薪产假，而且保证她们能够回到她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在埃及的古城卢克索的尼罗河上，我曾与一位28岁的单身父亲，一个社会工作者穆斯塔法同桌品茶，他的岳母帮他照看着他4岁的女儿，他说：“我不想让我的女儿长大后出去工作，去上学肯定是必要的，我准备让她去读书。但是，毕业后她必须去结婚，然后生儿育女。”当时，我感到非常吃惊。阿拉伯家庭文化的核心是家长专制。这也可以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看出，我常常看见候车的都是男人，包括未成年的男孩。但是，穆斯塔法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西方人士。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学历很高，喜欢看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我问他，为什么不想让他的女儿参加工作。他回答：“假如她参加了工作，她的工作环境中必然会有男人存在，周围有男人就有可能纠缠她，注视她，与她交谈，她会受他们的引诱。”这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他严肃地回答道：“男人不能与她谈话，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在日本时，一位住在横须贺的妇女仁三对我说：“日本是我的祖国，但是我觉得这里不太自由。”仁三曾经在加利福尼亚住了近7年的时间，4年前她返回日本。她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儿子，她的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生。有一天中午，在吃午饭时她对我说：“这里的陈规陋习太多了，虽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像金科玉律一样，还必须要循规蹈矩。”她给我又冲了一杯绿茶，接着说，“譬如作为女人，我必须为你倒茶。我却不能享用我自己的茶，我要一直考虑你的需求：你是否还想喝点什么，你是否喜欢你的午饭等等。妇女的这种服从意识，反映了日本人几个世纪之前就形成的、并且一直奉行的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而且，现在这种男尊女卑的意识，几乎没有被减弱的迹象。”仁三说，即使在今天，日本妇女生了孩子之后，也很难继续她的工作。因为，日本人普遍认为，她们最适当的工作就是应该待在家里抚养孩子。美国人很容易就忘记：我们是生活在一片自由的国土里，但是，世界上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享受不到自由。这一自由，曾经使得我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一个男女平等的典范，这也赋予了我们一定的责任。如果我们想成为自由的化身，我们必须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妇女和民权运动的成就使我们温习了美国历史上一堂重要的课程：自由从来就不仅仅是写在一张纸上的文字，无论这种文字的叙述是多么具有说服力，自由必须靠争取与奋斗来赢得。经过千辛万苦得到了自由之后，必须去珍惜它，必须去捍卫它。今天，很有必要强调这一课程，因为美国的自由，正在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双层夹击。在战争时期，当局一般都要敦促民众限制自由，但是要依靠正当的程序，并且要尊重自由的基本准则。一个自由的民族，有责任仔细审查这些建议，并且在必要时有权利抵制或者修改它们。人们对布什政府破坏自由的反应很低沉。它表明，许多美国人确实将我们的自由视为唾手可得，或者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必将失去自由，从而也失去世界人民的敬仰。
健忘的帝国如何解释美国的表里不一
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说：“得克萨斯人是最坏的。”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冉冉升起的太阳斜照在车里，我们正在泰晤士河前的一个交叉路口，等待红色的交通灯变成绿色的通行信号。那位出租车司机娓娓述说：“几个星期之前，我拉了一个得克萨斯佬，他可能有30多岁了。当时我们正经过伦敦之眼的附近，他问我：‘那是什么建筑？’我告诉他那是伦敦之眼，是世界上最高的弗累斯大转轮。他说：‘我们以前有一个比它还要大的转轮。’我心里嘀咕着：‘啊，世界上真的还有一个更大的转轮吗？’我的意思是，我并不介意伦敦的转轮是否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也许得克萨斯确实存在一个。我并不知道还有一个比这个还要大的转轮。但是，他那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傲慢神态，使我感到极不舒服。不管他看见了什么东西，得克萨斯总是有更多、更大、更好的。我忘记了我们后来看见了什么东西，也许是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或者是那个大笨钟，反正是伦敦独一无二的稀世罕物。他问道：‘那是什么？’我告诉他了。他还是说：‘我们以前有一个比它更大的。’之后，我再也不回答他的任何问题了。”
绿色交通灯亮了之后，司机使劲地踩了下油门，车子上了泰晤士河的桥上。他又补充道：“我喜欢大多数的美国人，但是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美国人怎么能够对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无所知呢？”他透过汽车后视镜，偷偷地瞟了我一眼继续说，“当然，美国人正在入侵的地方要除外。”
那位出租车司机说出那番不大顺耳的话是在2001年9月10日。但是，我相信两天之后，他不会再重复他的那番话了。因为，紧接着就发生了“9·11”事件，欧洲人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非常同情美国人的遭遇。在巴黎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我们感到很难过，仿佛是我们自己被袭击了。”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我在布拉格的街头散步，去寻觅吃晚饭的地方，偶然路过了美国大使馆。坐落着大使馆的整个街区，几乎摆满了祝福者们静静点燃的蜡烛，还有数百束的鲜花与数不清的挽联。
在一个最受人们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