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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牛仔格言的后半部分“后提问”，又该怎样去理解呢？作为“9·11”事件的直接影响之一，今天被许多普通的美国人承认了，他们对于外面世界的孤陋寡闻，现在他们准备开始行动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把图书馆和书店里有关伊斯兰教、中东和国际事物的成册书籍都借完了、买空了。多年来，新闻媒体一直借用有关性和名人的故事，来迎合观众最庸俗、最普通的欣赏标准。这时媒体才恍然大悟：新闻应该报道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了。于是，各家新闻媒体才开始载播有关外部世界的消息。然而，在新年到来之际，随着反恐战争取得的胜利，国内对于炭疽病和飞机场的恐惧感已经消失，旧的习惯又开始死灰复燃。从某种角度上看，人们恢复常态是件好事，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9·11”事件后，新出现的热衷于了解外部世界的国民氛围，是否仅仅是昙花一现？美国是否要力求了解21世纪这个可怕的新世纪？还是仅仅满足于动用武力去征服它？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甄别贯穿全书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即美国和美国人。美国伟大的诗人沃特·惠特曼曾经这样写道“我包括了民众”，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不要仅仅因为个人主义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特征就认为，现实中的美国是一个完整的躯体。现实同样存在着美国人和美国的区别，也就是说，应该将这个国家2。85亿的国民与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媒体机构相区别，后者是制定政策的机构，在外代表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官方形象。虽然有的时候，美国和美国人是指的同一件事情，但是机械地将这两者等同起来是非常错误的。正像大多数国家的状况一样，美国具有统治国家的机构，是由少数杰出的人物控制的，这些人物的观点不一定能与普通民众的观点相吻合。事实上，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5年里，随着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美国统治者与其民众之间的隔阂一直在不断地加深。那些出身名门的富人与大人物们，日益控制了国家政治的进程。那些曾经引以为荣的新闻组织，都被那些只顾自身赢利的大公司吞没了。同时，也有许多价值观是被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可的——“9·11”事件之后的六个月内，布什总统享有75％的信任度——杰出人物通过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向民众提供了许多他们掌握的关于世界的信息，从而争取了民意，加强了国家的团结。简单地说，媒体反映的是统治者的观点，但是又直接影响着民众观点的形成。
外国人常常感到很难理解，那些美国佬能够熟练地向海外兜售他们的产品，却很少知道在交易的同时，老外们是如何看待美国人的。然而，几乎很少有外国人察觉到，我们美国人的媒体和教育系统的服务是多么的差劲。在这块民主自由的土地上，信息和辩论渠道竟是如此狭窄，这是本书将要详细叙述的另一个主题。眼下，请让我们比较一下美国和欧洲在“9·11”之后媒体的新闻报道情况，以此来证明这个论点。
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数周内，我正在欧洲旅行。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要报纸中，我发现许多新闻报道显示，它们既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同情，也赞同美国有权力采取军事报复行动。但是我也发现，许多报道都对武力反击持慎重态度，它们把军事行动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尤其是察觉到美国一直偏袒以色列，它们敦促要将注意力放在恐怖主义的根源上，而不是仅仅注意那些敏感的象征邪恶的代表人物，譬如奥萨马·本·拉登。“是要把凶手送上法庭，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找出这些暴力行动的根源。”9月14日伦敦《独立报》在一篇典型的评论中，发表了他们自己的见解，力劝重新考虑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将对伊拉克实施的制裁行动，及其反射性的加强对以色列的支持。在德国，甚至保守的《图片报》也刊登了主战和主和的观点：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名德国商人给布什总统的一封信，敦促他“要惩罚罪犯，而不是那些无辜的阿富汗的妇女和儿童”。
相比之下，美国新闻媒体的言论与美国政府保持一致的腔调，都是在高声喧嚷暴力反击。福克斯电视网络的通讯记者身上别着美国国旗饰针，新闻节目主持人布里茨·休姆认为，阿富汗贫民的死亡不值得新闻报道。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CNN）的老板沃尔特·艾萨克森指示他的美国工作人员，如果要提到阿富汗贫民的伤亡，必须同时回顾“9·11”事件中死亡的美国人。（CNN对其海外广播没有强制执行这类限制。）当美国的媒体最终调查美国人在世界其他国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个问题时，这个丰富的综合话题仅被缩减为简单的情节剧。新闻界流行的做法是：无论任何人发表诸如《独立报》或者《图片报》所持观点的言论，他就被谴责为叛逆祖国、胡说八道。作家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过去的对外政策已经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所以现在遭受打击，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美国的反应肯定比欧洲强烈，毕竟我们是受害者，遭受严重损失的是我们美国。但是，如果美国人要想今后避免遭受更多的攻击，我们必须认识到，单纯依靠我们的军事威慑，或者加强国内安全管理是不够的。将讨论的话题限定在所谓的爱国主义内容上，丝毫无助于果断地解决面对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了解这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就这个问题，我们甚至需要考虑那些听起来不大顺耳的解释。譬如，我们需要承认，解释某个行动与实施那个行动有本质的区别。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争辩说，我也会这样说，美国根本不应该遭受“9·11”这样的袭击（恐怖主义永远不应该有任何借口），必须将罪犯送上法庭。但是，还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没有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误，以及美国长期积累下的怨恨的前提，就根本无法理解“9·11”事件的本身。
全球有许多焦点地区，美国对那里的政策，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引起了争议，由此产生的仇恨足以反映到“9·11”事件中。假如美国不资助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不在沙特阿拉伯驻军，本·拉登还可能发起这场战争吗？很可能不会！但是，我并不是建议华盛顿准许恐怖主义分子对其对外的政策实施否决权。其要点是，美国人需要认真讨论一下我们在国外的行为：哪些是明智的？哪些是非明智的？我们的行为是否完全符合我们经常贯彻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我们是否实践了自己倡导的理论？以及认识到它在现实中有多么大的重要性？
美国的超级强权观全球化=美国化？
如果美国人想与我们星球上共同生活的60亿人民保持一种健康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了解那些人都是谁，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观念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持那样的观念。这不是一个施舍的问题，而是一个自身利益的问题。美国或许能受到两个大洋的保护，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军事大国，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强大到无懈可击。在这个日益变得不平等的世界里，美国地位是位于世界的顶层。在当今，占整个人类45％的人每天仅靠2美元来维持生计。在这种状况下，是不可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本身警告的那样——2000年一位情报局的记者曾经预言：“一些群体感到落后了，因为不平等造成的差距在日益扩大……，这种现象孕育了政治、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的极端主义，陪伴它的常常就是暴力。”这种预测恰恰在“9·11”事件中得到应验。
当然，外国人也需要更好地了解美国，因为其利害关系也同等重要。200多年前，托马斯·杰斐逊就写下了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他自己的国家，另一个是法国。”今天，地球上每个人的第二个国家就是美国。当今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国化，每一位经常旅行的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新闻媒体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主要是指美国化，“9·11”事件并没有丝毫减弱这种趋势。然而，亲近并不等于理解。虽然，今天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交往日益扩大，他们常常是相互敌视，彼此之间仍然互不理解。
外国人常常纳闷，美国怎么可能一方面如此强大，而另一方面又如此天真？美国不了解外国的状况、外国的民族和语言，又怎能如此肯定地说，它知道每个人都最需要什么东西呢？它的国民是如此的坦率和慷慨，而它政府的对外政策怎么能够如此飞扬跋扈？为什么当它政策实施的对象发泄牢骚，甚至发动恐怖攻击时，它才会感到震惊？
有什么理由能解释美国的乐观主义，和它那充满激情与活力四射的精神，以及它所不断追求的意志，还有司各特·菲茨杰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