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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再加丙球……加到一天20克。”孙立恩沉吟片刻后决定道，“托珠单抗、丙球蛋白和CRRT一起上，务必要把他的免疫风暴给我压回去！”
（
D＋3 day （8）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孙立恩从一开始每隔三十秒就看一次患者生命体征，到每隔五分钟看一次，再到半小时看一次。频率逐渐下降，精神逐渐萎靡。
没办法，这个感觉实在是太累人了。虽然还有一股子狠劲在支撑着他继续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但他确实感觉有点坚持不住了。
时间已经到了28日凌晨四点，这个时间段是人们一天之中最困的时候。其他医生们有些扛不住的，就这么穿着防护服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睡着了。而孙立恩决定再挺一挺看看——呼吸不通畅的时候睡觉，一觉睡醒不光不会觉着神清气爽，甚至还可能会更累更困。
当然，对绝大多数医生们来说，实在扛不住了睡觉倒也没什么问题，反正天塌下来也有科主任顶着。孙立恩自己也鼓励其他医生护士们赶紧休息——虽然他们对于治疗方案的调整或者研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平常照顾患者、执行治疗方案、记录患者对治疗的反应等等繁复而不可或缺的工作都是由他们一手操办的。
从各种角度上来说，他们都很辛苦——甚至比孙立恩更辛苦。
吕主任和李教授两个人由于上了年纪，一般会在外面的黄区值班室坐诊。他们凭着外面的监控和生命监护仪数据，通过对讲机遥控指挥着红区里的同事们展开救治工作。而孙立恩……一方面因为年轻身体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状态栏的工作要求，所以他是唯一一个一直泡在红区里的三线医生。
直接进入一线现场总是有好处的。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支气管镜冲洗，孙立恩就从中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一般来说，支气管镜冲洗出来的，主要是些非常粘稠的痰液或者血块。但是……从潘大姐的支气管里冲出来的……这东西看着可有些渗人。
观看支气管镜冲洗的医生们看着洗出来的东西，发出了一声惊呼。
这是一块坏死组织和痰液以及血块的混合物。它的性质并不怎么稀奇，但稀奇的是这块“痰栓”的形状。
“这里是外基底段支气管，上面这一点应该是连接的左肺下叶……”几个医生辨认了半天，然后从这块“树枝”状的痰栓的形状上认出了它们的来源。
这是一块来自于左下肺的痰栓。这些混合了大量炎症细胞和坏死脱落的黏膜上皮细胞的痰液几乎成为了固体，并且顺着支气管的形状快速“生长”蔓延，并且最后形成了阻塞支气管的“栓子”。
“痰栓一般是细菌性感染或者慢性气管炎的时候才有的吧？”孙立恩有些犹豫了，他再三确定了潘大姐的状态栏，但这一大堆状态里并没有什么细菌性感染的提示。潘大姐的血象指标和其他状态也不支持细菌性或者真菌性感染的假设。
“大量炎症细胞核破坏所产生的DNA一样能够增大痰液的浓稠度。”执行支气管镜冲洗的呼吸内科医生收拾好了东西，对孙立恩说道，“这些患者上着呼吸机，确实也缺乏排痰能力。”
“也就是说，应该再加一点化痰药物？”孙立恩皱着眉头琢磨了一会，然后沮丧的发现自己的这点呼吸内科知识根本不够用，“但患者现在用着机械通气，就算痰液稀释了，还是咳不出来。”
“得常规吸痰。而且还得一直有人盯着，状态一不对就马上吸痰。”呼吸内科的医生想了想说道，“这种说不好得一天吸多少次，但我看这个状况……一天十次八次的都不算多。”
这个话说的孙立恩有些发毛，吸痰可是高危操作。在执行吸痰过程中很可能有大量的含病毒气溶胶污染空气，直接朝着操作吸痰的医生面部直扑而来。因此，医生们需要采取的防护手段得和执行气管插管时一样——使用正压面罩，对自己进行防护。而这样的工作，不光需要医生自己来操作，还需要护士和其他医生的配合，最少要有两到三人组成一个小组，才能比较稳妥的对患者进行治疗。
也就是说，如果开始常规进行吸痰甚至支气管内镜取出痰栓，那就每天至少要消耗八到十二个正压面罩。
这个消耗，对于正在使用工业防护服的北五区而言难以承受。他们每天配发下来的正压呼吸面罩一共就三个——每个班能分到一个面罩。
正压呼吸面罩留置在红区内，定时对面罩消毒并且佩戴时医护人员继续佩戴原有的N95口罩或许可行。但更稳妥的办法自然是想办法让其他患者主动排痰，减少痰液形成痰栓的概率。从而彻底降低医生们需要主动进行吸痰操作的频率。
具体的方案实施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来形成。孙立恩自己并不是搞呼吸内科或者重症的好手，这方面的规范还是得请李教授和吕主任一起碰一碰才能放心。
不过，吸痰和取出痰栓对于患者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在取出痰栓后，潘大姐的血氧饱和度迅速上升了5％，目前已经稳定到了97％左右。
给潘大姐也用了400g的托珠单抗后，孙立恩等人撤出了ICU病房。这里躺着的都是使用了机械通气的重症患者，病房里的传播风险要比其他病房高的多。在这里设置远程监护的目的也在于此——这样的配置能够让医生护士们尽量减少进入病房次数。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200毫升的康复血浆给谁用。
平心而论，不管在疫情的哪个阶段，康复者血浆一定都是最宝贵的资源没有之一。疫情早期，要获得足够的血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而疫情中后期，想要获得足够治疗大量患者的血清依旧是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似乎对中老年人情有独钟。而这些中老年人患者中，就算大量患者被治愈，最后也采不到多少合用的血清。
在研究制造出的人工单抗出现并且可以广泛应用之前，康复者血清可能是最好用的“特效药”。
而这种最好用的、极难获得的特效药应该给谁用，孙立恩心里有些纠结。
如果是以一个普通医生的思维方式，这种药物无疑应该给病情最重的重病人使用。他们最需要这种特效药。
而北五区里，现在最重的病人就是沈老爷子。他接上ECMO已经第二天了，目前生命体征虽然还可以，但几次检查其他指标都不太理想。现在已经为他使用上了托珠单抗、CRRT和丙球蛋白的三联疗法。但具体效果如何还要等等看情况。
而沈老爷子就算康复出院了……他也不可能成为康复血浆的捐赠者。
如果把这份血浆输给其他病人呢？孙立恩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如果以“患者康复之后可以捐赠血浆”为出发点考虑，能够适用康复血浆的就只有11床的钱大哥。
他接受了三联治疗之后，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指标。而孙立恩个人觉得，潘大哥就算不用血浆，健康康复的机会也是整个北五区里最高的。
到底为谁用康复者血浆，这成了现在孙立恩最头疼的问题。
做一个纯粹的医生，还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以大局为重。这种冲突让孙立恩感觉自己的头疼的都快裂开了。
。
D＋4 day
医生的工作应该是治疗病人，而不是决定谁能活下去。
为了解决“康复血浆给谁用”这个在道德上极为折磨人的问题，孙立恩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最终，他决定还是按照最客观的角度来决定血浆的去向——患者本身应该有比较快速的进展，同时全身器官应当尚未出现严重的缺氧损伤。
最重要的一点是，患者从发病到使用血浆为止，整个病程不应当超过两周。
病毒在人体内的数量变化是一个前半段呈指数上升，高峰期后开始快速降低的过程。当抗体开始产生的时候，病毒数量就会开始快速降低。而在病毒清零后，抗体仍然会在人体内维持一段时间。并且在人体再次感染病毒后快速大量产生抗体，从而消灭已经感染过一次的病毒。
这个整个过程被称为“免疫反应”。而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高效和病毒结合形成免疫结合物的抗体是IgG。而最早产生用于抵抗感染的则是IgM抗体。
IgM抗体用于对抗病毒感染的效果并不是太好，而真正能够起到一锤定音效果的，则是IgG抗体。
目前医生们对于这种抗体的研究还很少，毕竟不同的疾病所产生的抗体效果和滴度以及高峰出现时间都还不好确定。孙立恩所提出的两周这个时间段，是参考了十七年前SARS的研究数据所制定的。
在当年的研究中一共纳入了一百零四名患者作为研究样本。这一百零四名患者出现IgG抗体的时间最短只有8天，而最长的则有31天。大约有50％的病人会在发病的14天后，IgG抗体开始转为阳性。
同时，北五区的大部分患者都是在发病两周左右开始出现严重症状。并且最终需要入院进行治疗的。从发病开始两周，这样的患者基本都是病毒载量最高的那一批。
如果他们的病情进展迅速，那就往往意味着预后会不太好。而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康复者血清，血清中的IgG抗体就能够中和掉很大一批病毒，为他们自身产生抗体争取更多的时间。
对发病两周左右，病情有迅速进展且没有多器官衰竭的患者使用康复者血清，这个应该是目前收益最大的治疗方案，也是孙立恩能想到的，最合适的康复者血清介入时间点。
孙立恩把自己的初步想法发给了宋文和吕志民以及李承平教授后，又把这个草案发给了帕斯卡尔博士，请他从免疫角度出发帮忙研究一下方案。
这么一趟折腾下来，孙立恩居然生出了一种自己正在努力搞科研的错觉。而且还是那种时间线特别紧迫的科研项目。如何治疗新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