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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趟折腾下来，孙立恩居然生出了一种自己正在努力搞科研的错觉。而且还是那种时间线特别紧迫的科研项目。如何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这是一个科研的大项目。而这个项目下方，孙立恩已经趟过或者说正准备去趟的子项目包括PCR检查试剂盒、对患者的早期生命支持、对患者的器官损伤性质的研究、对重症患者的治疗方案探讨……现在还得再加上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免疫机制的研究。
说毫不费力那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这么多研究项目，每一项都对治疗患者至关重要，每一项又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以及研究人员的精力才能开始推动。这次的疫情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那么，这样的攻关科研自然也不可能只靠一个小小的孙立恩。把整个宁远医学院填进去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翻不起什么波浪。
这是一项需要集中所有力量，集中攻关的艰苦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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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比较复杂，我需要一些时间。”凌晨四点钟，帕斯卡尔博士从梦中被孙立恩的微信惊醒。怀着一股好梦被人打扰了的怨气骂骂咧咧起身后，帕斯卡尔博士用了足足五分钟才看明白孙立恩又给自己找了个多么重要的工作。
简短回复了孙立恩之后，帕斯卡尔博士从床上起身。亲吻了一下同样被微信提示音惊醒的伊莎贝拉之后，他披着睡衣踩着拖鞋，晃晃悠悠的走到了自己的书房里。拧开台灯的同时，他非常熟练的往自己眼睛里滴了两滴眼药水，并且还为自己按了一杯胶囊咖啡。
从凌晨四点开始工作，这当然不是帕斯卡尔博士的日常。但孙立恩发来请求帮助的内容干系实在是太大，帕斯卡尔博士觉得，自己有必要为这为自己平生仅见的二十八岁的主任医师分析一下。
作为一名留守在宁远后方的专业人士，帕斯卡尔博士一直都在关注着云鹤当地的各种消息。宁远的医疗队已经出发了差不多四天时间，而从前线传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令人心惊胆战。作为一名曾经去过诸多战区，多次在联合国和无国界医生组织旗帜下工作过的医生，帕斯卡尔博士自己都罕见的产生了一丝“惧怕”的情绪。
他实在是想象不出来，如果自己去了云鹤，能不能和孙立恩以及其他中国医生们一样，义无反顾的穿着防护衣，一脑门子扎进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战场。
要不是见过自己宁远的同事们平时是怎么面对病人的，帕斯卡尔恐怕只会往“这些医生都是被强迫的”方向去发散思维——这种不计得失、义无反顾前去帮助自己同胞的人国外倒不是没有，但确实属于少数。像孙立恩这样，自己年轻有为前景无限的医生，还一定要向着疫区逆行，甚至不惜以辞职撂挑子作为威胁的人……帕斯卡尔连听都没听过。
勇气是有感染力的。在孙立恩的感染下，帕斯卡尔的内心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如果还在美国，他是绝对不会凌晨四点放弃睡眠，然后披着睡衣开始工作的。
“嘿，莱纳斯。”当首都时间还是凌晨四点的时候，法国的时间还在前一天的晚上十点钟。这正是一个纽约客每天最有精神的时候。于是，帕斯卡尔博士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给自己曾经的助手打电话，“我需要你给我帮个忙。”
目前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供职的莱纳斯对于帕斯卡尔博士的请求言听计从——毕竟这个职位还是老帕找了无数朋友和关系才为他争取到的。但这个请求本身……却让莱纳斯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博士，这是传染病的研究内容啊。”莱纳斯在电话那头有些困惑道，“传染病的免疫机制……这个研究内容是您新的研究项目？”
“作为一名医生，一名医学领域的研究者。我们的研究方向不光需要符合之前的目标。”帕斯卡尔博士叹了口气，“我们的根本研究目的只有一个——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你不觉得，保护生命才是我们的天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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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day（1）
有些人把医学研究当做拯救苍生的利器，但也有些人并不这么想。
对他们来说，研究只是一项工作。至于这项工作之后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获得多么伟大的成就，这些人并不是很在意。
而莱纳斯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情况正好介乎于两者之间。
之前还在美国的时候，他的研究方向是过敏机制。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是因为莱纳斯刚上大学的时候前往日本旅行，结果却遭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过敏——花粉症。
花粉症导致的严重过敏，以及随之而来痛不欲生的遭遇，给莱纳斯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而在几年后，这颗种子逐渐萌生出了嫩芽——他获得了自己的免疫学博士学位，并且进入了帕斯卡尔博士的实验室继续工作。
在帕斯卡尔博士的实验室工作的那几年里，莱纳斯学到了很多东西。从科学研究的方法，到研究问题的思路，甚至到“做人”的方法。
帕斯卡尔博士是个很讲义气的人。这个特质在美国人里并不算多见，而在美国的“科学家”们之中就更显珍贵。正巧莱纳斯是意大利裔，重视家人的习惯就像是刻在意大利人骨子里的本能一样。这正好又和帕斯卡尔博士的性格对了个正着，这两人不投脾气反而是怪事。
虽然因为老帕来到中国而遭到了一些不公平待遇，但已经把这个谢顶的家伙视为亲人的莱纳斯并没有因此记恨老帕。他明白，自己的这位老师有着崇高的理想和真诚的内心。如果有人认为帕斯卡尔的行动是为了私利，莱纳斯会毫不犹豫的给那个说蠢话的家伙来上两耳光。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信任基础，在得到帕斯卡尔博士帮忙的请求后，莱纳斯毫不犹豫的放下了自己手里所有的工作，开始寻找起了相关的研究线索。
康复者血浆疗法最早应用是在1891年——在血型这一概念被发现的十八年以前——一名来自德国的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医生对一名罹患白喉的患者首先使用了这一疗法。而随后，这名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这种疗法在人类还没有发现抗生素之前，被普遍用于治疗其他细菌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时候，使用康复者血浆的患者绝对死亡率降低了21％。在1959年到1983年的阿根廷出血热治疗期间，未接受康复者血浆治疗的患者死亡率高达43％，而接受了康复者血浆治疗的患者中，死亡率被成功的拉低到了不足3％。
而康复者血浆疗法最令人侧目的成就，当属1976年第一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虽然数量不多，但应用了康复者疗法后，两名患者的症状都大大改善，并且最终存活了下来。在面对死亡率高达88％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面前，接受康复者血浆治疗的患者居然全部生还。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虽然康复者血浆疗法效果显著且历史悠久，但对于这种治疗方法的研究仍然不太充分。自从1962年人们开始发现了第一种有效抗病毒药物碘苷之后，对于病毒治疗的研究就开始向抗病毒化学药物发展了起来。康复者血浆输入疗法缺乏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检测、采取和输入血浆的过程中有感染风险、含有高滴度中和抗体血型的可及性差——具有高滴度抗体血清的恢复期患者人数少，血浆需求量和供给量差距悬殊且不可再生——这一系列的客观因素，导致了康复者血清疗法难以推广且缺乏推广研究的价值。
更麻烦的是，血浆作为一种血制品，本身就存在过敏性休克、输血相关的循环符合和输血相关的急性肺损伤等等风险。这从根本上就阻碍了康复者血浆疗法的商业化、广泛化临床应用。
而没有商业前景，无法获取利润，医药巨头们就对这种疗法缺乏兴趣。而没有医药巨头的兴趣，要推进相关研究就显得极为困难。
这也就导致针对康复者血浆疗法的研究几乎陷入停滞。但这种疗法依旧引申出了两种新的研究方向——模仿康复者血浆中的IgG作用，制造和病毒受体结合区结合的单克隆抗体；以及通过清楚患者血浆内的免疫细胞，从而治疗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血浆置换疗法。
但现在云鹤的情况比较尴尬。单克隆抗体是需要时间和运气才能搞出来的针对病毒的特效药。如果运气好的话，这种单克隆抗体或许能在两年内问世，但要是运气不好，或者病毒本身的变异速度太快，还没有完成研究的单克隆抗体可能就已经失效。
单克隆抗体指望不上，而血浆替换对病毒感染的患者不敢帮不上忙，甚至可能阻碍人体的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现在的希望就只剩下了康复者血浆和其他已有药物的“老药新用”上。
未经过大规模且设计良好的随机对照试验检验的康复者血浆疗法，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经验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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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高强度电话沟通后，宁远的天空已经微微泛白。帕斯卡尔博士打了个巨大无比的哈欠，他看着自己电脑屏幕上巨大的“经验性治疗”五个字，松开的眉头又紧紧皱了起来。
“刘院长，我有点事情想要咨询您一下。”第四中心医院医生们执行力强的特点在帕斯卡尔博士身上展露无疑，老帕在上午七点二十分钟的时候给刘堂春打了个电话过去，并且在刘堂春接通电话的第一瞬间就提问道，“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中医是一种经验性疗法是么？”
“不完全是。”早上正在准备例会通报的刘堂春放下了手里的笔，他有些奇怪帕斯卡尔博士怎么突然想起来跟自己说这个。“我的看法是，传统中医在长久的临床应用中，对某些特定症状的患者总结出了一批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治疗方法。但中医自己也不确定这种治疗方法为什么会生效，所以还是需要通过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