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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贴标签其实是人类在漫长的狩猎时代进化而来的思维习惯。
但是，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社会开始诸部变得复杂，许多事情的真相已经不是眼睛看到的那样了。
然而，人类的思维习惯还保持着看见之后，贴标签的习惯。
所以，一般人如果不经过思维的深度训练，根本无法察觉到自己是不是在这个复杂的社会被利用了。
或者说，一般人极其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二级理论中。
例如这一次的游行中的一些人，一定会认为资本家就一定是坏的，一定是罪恶之源，就应该把他们吊死。
你看，这里的资本家，就被贴上了“坏”这个标签。
然而现实情况是，大明朝有无数商人，有许多商人每天起早贪黑，也就赚那么一点点钱而已。
而且，还有一些商人，通过辛苦打拼，总算生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他们将粮食分配到各个需要粮食的地方，让许多人吃上了饭。
从社会公德上，他们的行为反倒做了好事。
却被一部分人也贴上了“坏”的标签。
一般人是不会去思考或者分辨这些的。
什么叫假大空的理论？
就是那种上来就说这个一定是坏的，那个一定是好的，那个是一定有用的，这个是没用的，有些人该去死……
他们不会去了解底层逻辑运转。
事实上，崇祯也多次跟李岩说过，国朝要在意识形态上遏制资本，但绝对要好好利用资本，要好好和这些资本达成合作关系。
站在他这个21世纪的人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股力量，企图解决人类的饥荒、疾病，企图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好。
其中包括宗教，包括佛学、儒学。
然而，事实上就是这些都没能解决饥荒、疾病，也没让人类生活变更好。
倒是资本的出现，快速以残忍的速度拉动这个世界，在鲜血中屠杀，最后出现一批遏制资本的力量，达到某种平衡后，人类进入21世纪。
21世纪的人类，在各个方面，全面碾压过去的时代。
当然，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一定会说我们活得多累啊。
然而他们不知道古代一场瘟疫就可能夺走他们的命，或者他们会天天待在田里被地主压榨，又或者活活饿死。
所以，资本这东西，要好好使用它，同时管控住它。
这对整个国家都是有利的。
六月下旬的时候，各地的报纸开始走上舆论阵地的制高点，对某些治安队的暴力行为提出点名批评。
当然，同时对那些冲击商社的人的行为提出批评，并且各地官府也开始逮捕那些随意冲击、打砸商社的人。
与此同时，报纸上大面积出现了对资本家的点评。
这就是他张凡的套路。
资本不是要抬头吗？
来来来，看看民心对你们是什么态度？
来！都给朕仔细看清楚，民众对你们是什么态度？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吧！
知道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了吗？
这种手段，比朝廷仅仅用司法去惩罚，要更加威慑力。
为什么？
逻辑何在？
告诉你，资本真正忌惮的不是皇权，而是民众，是联合起来的民众。
资本的利润来源于市场，市场是由民众组成的。
资本的手段是对上弱化官府管控，对下分化民众。
然而，张凡让这些资本家看到了一点，目前大明朝的民众，他们分化不了！
因为最核心的民生产业，都掌控在朝廷手中，资本分化不了！
进入六月底，各地的官府报纸开始杀入这场舆论战后，一些地方的牛鬼蛇神也开始被陆陆续续收拾掉。
到了6月25日，大理寺公布了陈志等人的处罚结果：处死。
并且上海的治安司开始查封陈志等人商社，并且开始查处其中一些偷税漏税、作奸犯科的事。
一条条罪名在接下来被陆陆续续公开。
民众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
依然官府的结果开始公布，有游行自然也就慢慢开始消退。
到了七月的时候，各地基本上都停了。
这次事件，几乎将资本推到前台上，被许多人吊起来又抽又打又骂。
丁在年：“我没有想到，狗皇帝居然能用这一招，无线电波，竟然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管控。”
第1118章大明朝的威慑平衡？（第一更）
王夫之在他的《大明阶级史》这样记录了关于“太子案”。
他写道：太子案的起因是日益崛起的资产阶级一次野心勃勃的权力阴谋，这件事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揭露了资本家对官僚的腐化。
但王夫之随即又写道：太子案中，皇帝在国朝建立了一种新的威慑平衡，既在朝廷的主控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威慑，大游行，让资本家第一次尝试到了除了朝廷以外的第二种力量。
这种力量如同汪洋大海一样，一旦他们爆发，资本家们将束手无策。
难道大明进入了威慑纪元？
不管怎么说，王夫之的这一分析，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这也的确是张凡想要看到的局面。
七月三十日，一群人被押送到北京城郊外法场的路上。
为首的陈志在临行前大声笑道：“哈哈哈！我们是杀不完的！迟早有一天，后继者，会推翻暴君！”
“我们为自由而战！”
“终有一天，我们会取得胜利！”
他说得慷慨激昂，但换来的却是剩饭剩菜。
正午时候，陈志等一众人，被押送到郊外刑场，枪决。
随着枪声响起来，这些人倒在地上。
太子案似乎随着太子被废，就已经终结了。
然而，它的影响却还没有结束，或者说，随着陈志等人被枪决，后续影响才刚刚开始。
因为朝廷在接下来展开了一轮大规模的清查，清查对象主要是当地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
大多数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地方上的商人勾结起来，形成垄断型产业链。
当钱和权绑在一起后，将是一种恐怖的资源型垄断。
于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廉政督察总府，以北京为中心，在各省成立了直属于北京的专案小组，分散下去，开始调查。
这种专案小组，不受地方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的管控，不需要向他们汇报。
背着无线电报，到地方上去，有任何事情，直接给北京发电报，给李自成为首的廉政督察总府各高级官员发电报。
而且为了加强、加快进程，每个小组规定了必须发日报。
也就是北京监控核查各省小组每日的工作。
这是为了防止一些人下去后，立刻被地方腐化。
而且，也是为了提高监察效率，以便后续做核实。
例如头一批人去山东省调查，这帮人调查完后，也就抓了一些小虾米。
北京不满意这个结果，然后派出第二批人调查山东省，第二批人以便调查一边发日报。
两批人的日报可以对比来看，如果有出路，那肯定是有一批人说谎了。
这叫过程文档备案。
在这种模式下，一批批调查组被分派到地方上，开始了雷霆调查行为。
崇祯二十一年的整个下半年，官场震荡。
然而，官场震荡还没有人敢反抗，因为这是顺应了民意。
八月十五日，北京就有5个官员被查。
分别是顺天府府丞，国土管理司司丞，商务司司丞，市场监督局郎中令，朝阳新区知县。
他们的罪名要么是受贿，要么是滥用职权牟利。
当然，这还只是开始。
进入到九月，山东布政使汪忠桥被查，他是崇祯二十一年，第一个被查的省级大员。
据说他有两个弟弟，利用他布政使的官职，垄断了青州府的煤矿买卖和制糖业。
煤炭日益成为民生行业，而制糖业随着大明经济的发展，也开始成为民间不可或缺的物资。
在过去的时代，只有有钱人才吃得起糖。
例如在苏杭一带，为什么口味会偏甜？
因为在古代，那一带的经济发达，制糖业也发达，能吃得起糖，是身份的象征。
例如某些宴席上，区分这宴席的高端程度，是菜里放了多少糖。
当然，这对21世纪的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
就像21世纪的欧洲人也想不通他们的祖先为什么甘愿万里大航海去找香料一样。
在天启年间，糖是少数贵族官员的奢侈品。
进入张凡的工业时代，尤其是南洋被收复后，大量的甘蔗被海运运输到内地，制糖业迎来了爆炸式发展。
糖的供给变多，价格降低，俨然形成了暴利行业。
而汪忠桥的弟弟垄断的恰恰就是民生行业，当地没有人敢管他们。
这一次汪忠桥被抓，他的两个弟弟自然也全部被抓。
不仅如此，他的儿子、女儿也都利用权力，在当地做着大买卖。
许多朝廷官府投资的生意，本来是招标，品质好的商社上，但这里不一样，几乎好的官府投资生意，都直接给了他的儿子和女儿。
据说调查组在查汪家的家产的时候，查出1500万两！
1500万两是什么概念？
够普通人不吃不喝打工100万年。
而且还不止于此，布政使以下的左参政、右参议，还有照磨，全部被查。
另外地方上的青州府知府也被查。
随即，南直隶、北直隶、山西省、河南省多地被查出有官员和商人进行交易的案例。
这大明朝啊，最不缺的就是想当官的人。
而且朝廷早就建立起了人才储备库，今天谁下台，转身就有人顶上。
所以，当官的也别拿自己去隐形要挟朝廷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