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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像年轻的爱丽儿重回人间，年老的浮士德看到开拓自由与生活的民众那样，恍然间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他们坚信自己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那些最初受邀访问红色中国的记者、专家们，为自己的同胞对这个世界的无知和误解感到担忧。他们是从“乌托邦”回来的人，有使命告诉大家他们见识的一切，改变大家的观念并改造大家所在的现实。“这么多的好人”或“体格健壮、天真烂漫的中国青年”，不可能是西方人传说中的“蓝蚂蚁”。尼尔伦夫妇的解释是“中国所采用的最简单的经济运动形式便是厉行勤俭节约……中国经济的一体化也体现在人们统一的穿着。……这种统一化的目的在于设计、印染和衣料生产的经济性……统一着装在几年内不仅节省了大量经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培养了一种患难与共的意识和步调一致的素质。上至国家主席、总理，下到厂长、手工艺人、普通工人、农民，无论男女，一律统一着装。所有中国人所关心的不是外表，而是如何全心全意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9〕。
中国的集体主义热情，似乎只有在最高尚的无私境界中才能理解，与专制奴役根本不同，红色中国没有传说中的暴政、奴役、混乱、贫困，也没有像西方人诬蔑的那样，破坏了社会结构与文化道德。传统中国崇尚家庭，这是令西方人敬慕的美德。新中国并没破坏这种美德，而是将此扩大化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秩序，似乎古代中国的家国理想在红色中国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实现了。尼尔伦夫妇说，传统中国人生活的核心是土地和家庭，“解放后中国领导人希望将全国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大家”。这是特有的中国式的社会理想。红色中国试图在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之外，建立一种健康的大众的新文化。许多人都像西蒙·波伏娃那样，注意到中国的教育、科技、艺术、卫生事业，F。格林道：“可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教育支出在财政总收入占如此之大的比例。1960年，有八十六点二亿元（相当于三十四点四八亿美元）被用于教育及卫生事业，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十二点三，其中用于教育事业的资金是六十四亿元。1960年度的国家预算中，教育与卫生开支比军费开支多了百分之四十八，而这还仅仅是中央政府的开支。由各地政府、公社和工厂开办的学校要比教育部多得多。”〔10〕他们参观学校，从北京大学到山西偏远农村的公社小学，他们赞美教育的群众路线，劳动与生产相结合。有人也提出异议，认为这样会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但了解中国历史的李约瑟教授说：“在过去的中国，学者脱离劳动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情况像中国那样严重。而如今中国人决心克服它。由于过度的热情，也许在有些时候或有些地方做得有点出头，但这场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11〕红色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让旅行者们吃惊。尼尔伦夫妇离去不久，巴黎大学的查尔斯·贝特海姆博士（Dr。Bettelheim）与法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一道来到中国。他说：“最重要的是，其他经济学家和我一致认为我们所到的国家正在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前进。在此方面，它胜过其他任何国家取得的成就。”1958年9月，英国经济学专家就在一系列统计数字基础上提出预言：“以这样的增长速度，用不了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位工业强国，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同年10月，加拿大皇家银行总裁詹姆斯·摩尔（J。Moore）访问中国归来后激动地描绘：中国“工业增长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全面实现了现代化，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伟大功绩及其巨大的影响力实在难以形容，那是一幅珍贵壮丽的景象。我所能说的就是：眼见为实，这的的确确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们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拥有了一个他们想要的政府，一个可以改善他们生活的政府，一个他们信赖的政府，一个永远无法替代的政府”〔12〕。
F。格林的预测在他看来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他所说的工业巩固期，而事实是，正如他所说的，“中国的工业巩固期正在来临”，因此在他看来，他的预测将是完全有理由实现的。如果说是乌托邦，那么它更大意义上也是一种未来的乌托邦。波伏娃说，最让她感动的是，中国生活在未来中。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看，是巨大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民的乐观努力的精神、政府与民众意志的统一和谐，那才是美好未来的基础。
物质进步是人类社会幸福与自由的保证，而人民共同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与奉献的精神，更能加强人们对未来幸福与自由的信心。巨大的物质成就令人感动，然而，中国人民完成这种物质成就的勤劳、勇敢、公而忘私、乐而忘忧的精神，就更令人感动。西方传说中国农村的合作化与公社化运动，是以血腥强暴的形式推行的，但旅行者们发现，没有哪位农民是被迫加入互助组、合作社或人民公社的，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不仅有益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也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F。格林说：“十年之内中国农村经历了三次变革——土改、合作化及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国人相信，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已将世界上最不具凝聚力、最不具生产力的农业生产体制带到了世界上最巩固、最具发展潜力的生产体制的门口。”〔13〕四继尼克松访华之后，1973年，曾经率领一支美国妇女代表团访华的美国著名演员、作家雪莉·麦克兰妮说：“中国因为遥远而神秘……尼克松访华成功回到美国的时候，就像当年马可·波罗从大汗的宫廷回到威尼斯，他不仅带回了关于那个遥远帝国的消息，也指明开通了通往那个帝国的道路。”〔14〕尼克松访华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形象的影响是，一、它创造了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条件并引起了美国各界对中国的兴趣，二、彻底扭转了邪恶的中国形象，将西方小范围内久已出现的美好的中国形象，迅速在美国推向高峰，中国从一个邪恶的红色帝国变成了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红色恐慌终于变成红色希望。莫舍尔在讨论尼克松访华对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的影响时指出，尼克松访华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中国形象。“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的那些日子，恐怕并不像他自己夸大其辞的说法那样，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但这一周的确改变了美国对中国与中国人的看法。这种变化可以从两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中看出来。接受测验的人开列出一些他们想到的最适合中国人的形容词。在1966年的民意测验中，除了一个‘勤劳’之外，接受测试者最常想到的四个词全是贬意的，如‘无知’、‘好战’、‘狡诈’、‘危险’。到尼克松访华结束时那次民意测验，受试者列出最常用的五个形容词却变成了‘勤劳’、‘智慧’、‘灵巧’、‘善于进取’、‘讲求实际’。”〔15〕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不仅改变了冷战世界的格局，而且还改变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各行各业的西方人带着各种不同的幻想与信念进入中国。他们往往不仅是去某一个地方旅游，而是期待着在旅行中发现某种预想已久或难以确信的东西。“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16〕前往中国旅行，不仅是一个地理历程，也是一个心理历程。他们坚信并且证明，他们在遥远的殊异的世界里，可以发现生活与自我的真实意义。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人组成的访华代表团，在中国按照同一条线路同一种方式旅行，从广州到北京，从大寨到延安，参观工厂、人民公社、学校与医院，回到西方后，又以同一种方式介绍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乐观向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平等自由的社会、丰衣足食的生活。西方社会关注中国，前往中国，创造并传播美好的中国形象，似乎他们现在所谈论的中国，与几年前传说的那个邪恶、残暴、灾荒、混乱、野心勃勃、极富侵略性的红色帝国根本没有关系。美国的中国热不仅将已出现十年之久的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在美国这个曾经最仇视中国的国家迅速推向高潮，而且还带动了欧洲国家的热情，赞美中国几乎成为一种时尚，犹如G。桑迪尼说的：“中国如今变成了一种世界时尚，一切都是那么确凿无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还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客，都争先恐后地赞美起毛泽东来，以此来重塑自己的政治生涯。”〔17〕改变了的中国形象从邪恶的地狱变成历史进步的天堂。旅行者像朝圣一样前往中国，读者像阅读福音一样阅读他们的游记，而那些曾经连篇累牍地刊载中国噩耗或诅咒中国的媒体，如今却若无其事地大唱中国赞歌。那几年里，有关中国的报道，不管出自什么人的手，从金融巨头大卫·洛克菲勒（DavidRockefller）到演艺明星雪莉·麦克兰妮，不管写成什么体裁，从日记到新闻报道，都有人出版，有人阅读。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和这些书，而是这些人的这些书重复讲述的某种激动人心的消息。大卫·洛克菲勒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社会革新，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也最成功的壮举之一。”〔18〕演艺明星似乎比金融巨头更容易被感动，麦克兰妮说：“……中国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见到了一个民族，……在改变政治、经济和物质生活本质的同时，他们让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当然，在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不可能就没有人表现得自私、残忍、邪恶、贪婪。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充满集体荣誉感，彼此友爱、团结互助，他们热爱和平，富于人道主义情怀。”〔19〕红色中国已不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