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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汲渎迦儆校舜擞寻⑼沤峄ブ侨劝推剑挥谌说乐饕迩榛场！薄�19〕红色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满足某种异国情调想象的美好的国家，甚至成为西方社会需要学习的具有严肃意义的榜样，一个“现实的乌托邦”。1973年，美国政治学者、后来成为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米歇尔·奥克森堡编辑出版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书中收录了不同领域的专家讨论如何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的文章。在该书前言《向中国学习》中，奥克森堡说：“我们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学习，但情况最复杂也最值得学习的是中国。仅仅二十三年前，这个国家还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内战、通货膨胀、外国势力、阶段性的灾荒、无知、迷信。不出一代人的努力，这些发展的障碍问题，就大多解决了。国家获得了新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试验，诸如行政管理、教育、城市化模式、罪犯改造、公共卫生、企业管理、军民关系。这些试验都与我们紧密相关。”奥克森堡认为，中国革命对西方社会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涉及西方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首先，西方人认为社会是不可能完善的，而毛泽东则认为对立可以统一，一个社会既可以民主又可以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兼顾集体与个人，社会的和谐就产生于对立统一中。其次，西方认为社会的变革必须通过体制的运作，循序渐进地完成，而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证明，社会发展与人类幸福，也可以通过非体制的激进的革命完成。再次，西方人认为现代国家权力是为人谋利益的重要保证，人不可能推翻国家政权，只能设法减少国家对个人的危害。但中国革命证明，人民尤其是穷人的武装革命，可以推翻国家政权，建立新秩序，保障和平与幸福。最后，西方人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一些制度与自然的灾难，这是进步的代价，难以避免，而中国的发展道路，恰恰避免了西方现代化的种种缺陷。中国经验是一种趋于完美的社会变革经验，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是重要的启示。“除此之外”，奥克森堡说，“远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昭示了一种乐观的信念，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建设完善的社会。这种精神将给美国以灵感，美国需要这种精神。中国人努力建设一个更完美、更正义的社会的事业，激励着所有的人”。
总之，“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20〕。
五美国人推崇的革命，不管怎样都不可能太激进，因为构成美国文化主体的是马克·吐温笔下的小镇上的“乡愿”精神。法国人则不同了，革命经常成为一种民众激情。这个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的故乡，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榜样，现在，新世纪里，却将中国当作他们学习的榜样。
1968年“五月风暴”，差点又酿成一场法国大革命。全国罢工，内战一触即发。“五月风暴”期间，巴黎的游行队伍里，学生、工人与知识分子们，时有挥动着《毛主席语录》的，他们称为“小红书”。但“革命”在戴高乐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了。如果说革命期间人们还没有真切地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那么革命失败后这种意义就明显了。左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惟一一次成功的、没有“变修”的革命。在他们看来，苏联革命早已变修，斯大林不过是个红色沙皇。法国共产党也变修了，“五月风暴”期间它反对暴动，认为应该走和平议会道路。只有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断革命，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彻底的“文化大革命”。法国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以《泰凯尔》（TELQUEL）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歌颂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的文章。他们的新中国崇拜的主要内容是：一、西方革命接连失败，中国革命彻底成功。中国代表的东方的革命，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镇压不了的，是西方文明与资本主义秩序永远的否定面，他者的旗帜。二、中国革命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铲除了社会等级造成的剥削与压迫，是西方革命向往已久、又似乎永远没有希望达到的乌托邦。三、苏联革命证明了列宁主义的失败，“五月风暴”原想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预言，现在事实似乎令人失望，革命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的中国才成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失望使他们认为，“毛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哲学。四、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前卫的文学艺术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它改造人的思想，准备了革命精神。“毛主义”恰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将文学艺术当作革命的武器。而且，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诗人，诗人治国是西方自从柏拉图时代就有的古老理想。
法国“泰凯尔”圈子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推崇中国革命与“毛主义”，将中国当作最终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的绝对的“他者”。“泰凯尔”圈子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写了一本书《中国妇女》，论述中国的意义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某种异国情调，中国体现着政治革命与前卫艺术的精神。只有那些真正主张革命，具有前卫艺术观念，并且对西方文明有丰富的知识与深刻感受的人，才能够理解中国〔21〕。实际上“泰凯尔”圈子的理论家们，既有前卫艺术观念，又有对西方文明的理解，惟一欠缺的是“中国知识”。他们中只有克里斯蒂娃获得过中国语言与文学的学士学位，其他人的知识与经验背景，基本上与中国没有关系。实际上本来也不需要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国或“毛主义”不过是他们表现自己的政治与艺术观念的一面旗帜，就像他们喜欢印在杂志封面上的汉字，这是一种装饰，尽管很少有人知道或想知道那几个汉字的意义。
西方文化将中国想象为乌托邦的时候，中国正经历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西方人推崇的“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危险的疯狂念头，最终在中国导致了“一切都是可能被破坏的”这一灾难性的疯狂现实。回顾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历程，有两种明显的“差距”令人惊奇。
一、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变化的“差距”如此之大，天堂地狱，时常让你很难相信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国家。十八世纪从孔教乌托邦演变成东方专制帝国，转变的幅度就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二十世纪这种变化就更激烈更极端化，而且变化的时间也更短更急剧，从一个世纪到一代人。
二、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现实“差距”如此之大，使你时常难以相信他们谈论的就是那个现实的国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有时中国的现实越糟，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反而越美好。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的确不是一个现实的国家，而是一个文化想象中的作为“他者”的地域。这个地域不是由现实构筑的，而是由“故事”构筑的。所谓“故事”，强调的是其想象虚构性与某种似是而非的真实性。他者想象中的中国存在于西方特定文化特定时代的不同类型的文本中，从新闻报道、游记、小说到学术著作、政府报告，这些文本的不同的修辞策略构筑出同一种中国形象，并不断重复加强，确认传播。表面上看，这种中国形象是反映性的，实质上却是表现的。
六在中国形象这一文化他者中，西方人看到文化的自我。解读西方的中国形象，只有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进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逐渐好转，从少数记者、旅行者的报道到许多媒体参与的“炒作”，红色中国形象越来越光明，最后几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楷模。这种转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方几乎不可想象。弗洛里克在回顾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西方流行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时指出：“……对‘发达’的西方的很多人来说，中国榜样的形象出现，有不同的原因。首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是强烈反苏的国家，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同情与注意（我们发现自己关于苏联知道得太多，而关于中国又知道得太少）。其次，对我们绝大多数人，中国都具有某种异国情调，中国是神秘的东方最有魅力的地方。我们难道就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假设，这种独特的文化开辟了一条优越的现代化道路？……再次，对某些西方人来说，今天对新中国的友好与颂扬，多少出于某种负疚与补偿，他们感到在过去的历史中西方亏待和剥削了中国……再次，对于那些关注西方六十年代出现的道德危机并探索出路的知识分子，中国形象树立的榜样，成为人类道德救赎的希望之光……最后，对于世界各地的激进主义者，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22〕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表现在从经济发展到道德完善的许多方面。起初中国形象的优点还表现在物质进步上，但遗憾的是，不管在中国背景上这种物质进步的程度有多大，相对于西方还是寒伧的。所以，物质进步的意义在西方视野内仍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完美的中国形象，很快西方人就开始发掘“新中国”的道德内涵。在西方的“新中国迷”的眼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那里尽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高尚纯朴的人民、平等自由的社会、富于智慧与权威的领袖。一位美国地理学教授描述他的访华观感，犹如描述某种乌托邦经历：“在黄河和长江谷地，生活着一个健康的民族，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举止优雅，幸福美满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23〕美国学者保罗·霍兰德在（PaulHolla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