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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业，举止优雅，幸福美满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23〕美国学者保罗·霍兰德在（PaulHollander）《政治朝圣：西方知识分子前往苏联、中国与古巴的旅行——1928～1978》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六十至七十年代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多方面的意义：“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制国家，他们有一个牧师式的君主，赢得了全民全心全意的爱戴。总之，那是一个信仰虔诚、道德高尚的社会。”
“……这是一个踏着轻快的步伐、带着高度的热情向未来的民族，这个民族昭示了世界上一种全新的文明。中国已经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跃进，突入历史。”
“……今日中国的生活无比快乐……一种全新国家观念实现了人们许多美好的梦想。政府支付人民的教育费用，将军与政治家都是学者与诗人。”
“人民看上去健康快乐，丰衣足食，他们明白地表达自己是毛主席的新中国的公民……乡村的变化翻天覆地……毛泽东的革命无疑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最大幸事……毛泽东思想……已经开花结果了……”〔24〕那些激进的“朝圣者”们，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既不属于传统的中国又不属于现代西方，既不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又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中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人类向自由与幸福的大问题。所谓的“中国道路”首先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它改变了整个文明结构，以现代理想重新规划现实，使一个贫困、堕落的传统国家变成一个充满热情活力的飞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强国，这不仅令西方发达世界惊慕，也值得所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学习：“真理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进步……表现在各个领域。其中最基本、最重大的经济成就是，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年内，使每一个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身体健康，绝大多数人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成千上万面黄肌瘦、体弱多病的饥民不见了，露宿街头、挨户乞讨、食不果腹、目不识丁的流民也不见了，到处是一片繁荣幸福的景象。这种巨大的变化的意义，不能只看今日中国，只有在对比印度、巴基斯坦等不发达世界国家，人们才知道中国发展的意义重大……”〔25〕随同尼克松访华的《纽约时报》记者朱瑟夫·克拉夫特（JosephKraft）在那“改变世界的一周”后继续留在中国采访。参观大寨、南京、上海等地，会见了陈永贵、浩然，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文化与人的改变。“……如果说法国革命反对的是波旁王朝，俄国革命反对的是沙皇，毛泽东的革命则是要推翻孔夫子。尤其重要的是，毛主义向中国传统的畏权、畏学、畏富、畏老的官本位伦理提出哲学性的挑战。毛泽东教导的是一种平均主义理论，主张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在他的著作中，贫者尊，富者卑，农村高于城市，无知百姓高于知识分子，集体利益高于家庭或个人利益，被统治者高于统治者……”毛主义正通过“小红书”贯彻到全社会。克拉夫特说，如今虽然已不像前几年那样人手一册“小红书”，随时随地读，但“小红书”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而且是各行各业的人心，培育出毛主义新人（TheNew Maoist Man），连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也心悦诚服地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26〕。
有人说：“正当俄国和美国为把第一个人造卫星送上月球而进行竞争的时候，中国人却正在夸口要在地球上造就一代新人。”〔27〕曾经热衷于讨论“红祸”威胁的索斯伯里夫妇，1972年春夏来到中国，这一次他们不是来观看“蓝蚂蚁”的，而是来寻找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出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索斯伯里先生在中国旅行，感触最深的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一个新中国、一种新生活，出现了。其中一部分产生于1949年的革命，那是基础。另一部分，则取决于“文化大革命”，带着它的混乱、斗争、冲突、激情、争辩，一切都在‘乱’中完成。新中国的新人的确出现了，至少现在。他们站起来了，自尊自强，受人尊重与敬慕，善良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我羡慕他们，但并不认为这东西可以出口，或者说美国或其他地方可以简单地摹仿他们的精神，这是中国特有的，就像主席的诗词不可以换一种语言解释一样。”〔28〕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的意义，从经济发展转向道德政治，各种文本反复宣传所谓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美德，乐观向上、积极进取、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诸如此类等等。孔教乌托邦变成了“毛主义乌托邦”，一个由智慧仁慈的新哲人王统治的道德理想国。“在毛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不仅取得了工业进步……而且，还是一次目标高远的道德远征，革命改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使他们具有了自我牺牲、服务他人的精神。”美国最有权威的汉学家费正清是在谈到中国的道德革命时说这番话的。他认为中国的道德与政治紧密相联。中国社会制度不是以法律为核心，而是以道德为核心，人们不是遵循某种既定的法律，而是遵从某一位体现着道德理想的领袖。中国革命最有建设性也最富启示的，是这场革命创造的新秩序中体现出来的道德精神，诸如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献身精神、勇敢、廉洁、勤俭等美德。这些美德也是西方所缺乏的〔29〕。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曾认为，红色中国不仅背叛了西方文明，也背叛了中国传统文明。在他们的想象中，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像历史上蒙古入侵或满族入侵一样，是一次外族势力的入侵，是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入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分裂，西方人才开始想到在苏共背景之外、中国传统之内理解中国革命。红色中国政权是中国的本土政权。费正清说：“毛主席的革命中，始终有一个奇怪的，难以摆脱的矛盾：毛泽东越想创造一个新中国，就越容易回到中国的老路上去。”〔30〕当西方人开始在传统中国的背景上理解或想象红色中国的意义时，传统中国文明的形象，就成为解读新中国形象的符码。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西方将红色中国美化为“现实乌托邦”，其意义背景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流行的“孔教乌托邦”形象。那个时代的中国形象的道德政治意义也大于经济或物质文明方面的意义。沃尔夫与伏尔泰对中国的想象与利用的方式，与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西方记者、汉学家以至大众对红色中国的想象与利用的方式和内容基本一致。
在这个“毛主义乌托邦”中，道德与政治几乎是同一的。这是西方对中国社会的传统理解。这个“体现出共产主义美德”的“毛主义乌托邦”，最令人感动的是人人平等。西方旅行者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发现”了两个世纪以前卢梭的思想。社会主义中国人人平等，旅行者报道，革命通过两种方式消灭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一是通过宣传教育，改变了强调竞争、个人主义与追求物质利益的价值和态度，树立集体至上、他人至上、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勤俭节约等社会主义道德，并将这种道德观贯彻到生活与工作中。二是通过对工作条件与制度的改变，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状况。中国男女同工同酬，而且，不同职业不同工也同酬，清洁工人与大学教授的收入是一样的。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贫下中农走上大学讲台，科学成为大众的、全民的精神财富，而体力劳动成为所有人的义务。最后，“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彻底消灭了官僚体制。在旅行者的眼里，中国革命的试验终于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的典范。
两个世纪之前有人发现，西方推崇的中国是孔夫子的中国或者说是孔夫子道德理想的国家，而不是现实的中国；两个世纪之后，又有人发现，西方推崇的中国，是毛泽东的中国，或者说是毛泽东道德理想的国家，依旧不是现实的国家。西方旅行者们带着自己的理想以及对中国的理想来到中国，在中国所见所闻，也多是理想期望中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主义，而看不到现实；看到了集体，而看不到集体的专制；看到了人人平等，而看不到人人平等地贫困；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狂热的理想，而看不到这场大革命中理想陷入疯狂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中国是一面不透明的镜子，西方人只能看到自身，看不到镜子后面的中国。这种不透明性既由于中国事务本身呈现出的复杂多面的暧昧性，也因为西方从来只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描述中国，中国事务只是可供随意取舍的证据。1970年，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毛泽东谈到中国革命时，告诉他这位老朋友，自己是“小和尚打伞”。斯诺不理解这个歇后语的意思（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回到西方后报道：毛泽东是一个感到孤独的、谦逊的老人，像小和尚打着一把破伞，行走在茫茫世间。索斯伯里来到中国后，才从翻译那里得知，斯诺的理解发挥与毛泽东的原意完全相反，小和尚打伞的意思是“无法无天”。索斯伯里大发感概，“中国实际比看上去复杂多了，你自己觉得你开始懂了的时候，也许才触及其最表层的意义。理解中国就像剥洋葱，一层下还有一层。”〔31〕注释：〔1〕〔2〕〔3〕A Curtain ofIgnorance； p。2； Xiii。
〔4〕参见600 Million Chinese； pp。1～19。Chapter1；The Chinese are NoLonger the Same。
〔5〕波伏娃指出，蚂蚁山的说法早在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论述亚洲历史的著作中就出现过。
〔6〕〔7〕〔8〕The LongMarch； p。484、151、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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