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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残余部落远来投居我国边境，朝廷对你们接纳安抚，无所不周。但至今可汗仍居住在边塞，不打算返回。甚至还侵犯掠夺云州、朔州等地，攻击剽掠党项、吐谷浑等各族部落。朕猜想你的用意，似乎是依恃以太和公主作为人质，因而每次行动都恣意驰骋唐突，无所顾忌。现在，朝廷内外的将相大臣都一致要求诛讨你们，但朕仍然从以往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发，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忍使你们遭受灾难。所以，可汗应当迅速作出正确抉择，率领部落尽快返回沙漠以南，以免将来后悔！”
武宗又命宰相李德裕代河东节度使刘沔起草答复回鹘宰相颉干迦斯的书信，信中说：“回鹘远来投靠我国边境，应当效法当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投靠汉朝时，派遣儿子入京侍卫，并且亲自来京城拜见汉宣帝的榜样。现在，如果可汗同意让太和公主来京城看望她的母亲郭皇后，届时请求朝廷可怜回鹘国破人亡，那么，朝廷救济你们，也就无愧于心了。但是，你们却一直桀傲不驯，鄙视我国的边防军将，不断提出非份的要求，就好象是在自己部落中一样。有时，甚至还出兵深入到我国境内，侵扰掠夺不已。你们一再请求援助，两国和好，难道就是这样吗！前不久，你来信又说回鹘人性情躁动，难以安定，如果不满足要求把他们激怒，就无法制止。我认为，回鹘被黠戛斯灭亡，将相大臣的遗骨都被抛弃在荒草中，历代可汗的陵墓远隔天涯海角，回鹘人的怒气不往黠戛斯身上发泄，却蔑视朝廷，抛弃仁义，在我国逞威。天地神灵如果知道的话，怎么能够容忍你们这样做！过去，匈奴郅支单于不顺从汉朝，结果被消灭。前车之鉴，怎能不认真记取！”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黠戛斯派遣将军踏布合祖等人到天德军，说：“以前，我国派遣都吕施合等人保护太和公主返归大唐，但至今却无消息，不知是已经回到长安了呢？还是被奸人在半路劫持了。现在，我们出兵搜寻，即使是上天入地，也决心找到。”又说：“我国即将迁居合罗川，占据回鹘国以往的疆域，加上已经攻占的安西、北庭和居住在那里的鞑靼族等五个部落。”
唐武宗会昌三年正月（公元843年），太和公主被麟州刺史石雄救回。
二月辛未（十一日），黠戛斯派遣使者注吾合索来长安，向唐武宗奉献两匹名马。武宗命太仆卿赵蕃设宴招待注吾合索。甲戌（十五日），武宗召见各族使者，命注吾合索列班于勃海国使者的前面。
三月，任命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命宰相李德裕起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说：“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的祖辈酋长来长安拜见太宗，被任命为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此后一直到天宝年间，向朝廷贡献不绝，但近年来被回鹘阻挠隔断。回鹘凌辱虐待周围的各藩国，可汗能够举兵而报仇雪恨，劳苦功高，近代以来无人可比。现在，回鹘的残兵不到一千人，散居在山谷中，可汗既然和回鹘有深仇大恨，那么，就应当继续出兵，把回鹘全部歼灭。如果留下残余，将来必有后患。听说可汗姓氏的渊源，和我大唐同族。大唐是汉朝北平太守李广的后代，可汗是汉朝都尉李陵的后裔。按照这种情况，我们合为同族一姓，尊卑上下的名份也就很清楚了。现在，朝廷打算册封你为可汗，特意授予你美好的名号，但由于还不知道可汗的意向，所以，先派使者传达朝廷的意图，等赵蕃返回后，再另外派遣使者正式册封。”
自从回鹘亡国后逃到边境，以及黠戛斯来长安上贡，武宗每次发布诏书敕令，大多命李德裕起草。李德裕请求委托翰林学士起草，武宗说：“翰林学士的手笔不能尽如人意，我要你亲自动手起草。”
六月，黠戛斯可汗派遣将军温仵合来长安向唐朝贡献物产。武宗写信给黠戛斯可汗，让他从速出兵平定回鹘和黑车子族。唐朝派遣使者正式册命他为可汗。 李陵者，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也，其祖父就是个生不逢时的悲剧英雄。汉文帝曾对李广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然而李广终身未曾封侯，最后还为了不受刀笔小吏之辱奋而自尽。李氏一家，在汉代似乎有着悲剧性的宿命。李广之死只是序幕，李广之子李敢被霍去病射杀只是个插曲，而李广之孙李陵，则把这幕悲剧推向了高潮。
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小舅子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战匈奴，召骑都尉李陵为李广利军押运辎重。但志向远大的李陵不喜欢不愿意，向汉武帝叩头请命，要自带一部人马去钳制匈奴。李陵原是侍中，汉武帝知道李陵的本事，觉得他有乃祖遗风，拜他为骑都尉，给他五千人马在张掖、酒泉防备胡人。这次专门把他召回来，要他去做李广利的部属，也是锻炼锻炼他的意思。不过李陵不怎么看得上李广利。不屑跟着他混。刘彻也看出来了。不过告诉李陵；你想单干也行。不过我这兵不多了。而且没骑兵。李陵也认栽了。领了那五千步兵本着为爷爷争光的意思主动请命，以这五千步卒深入敌后，以此分散单于兵力。汉武帝刘彻对此大为嘉许，并令强弩都尉路博德为后援，正式出师
李陵以五千步兵孤军深入，（不要小看这五千，这可是精选的士兵，估计都是武林高手一类，仰慕李家忠烈而来，搁到现在这就是特种部队）出关以后在大漠行军一个月，扎营浚稽山，和匈奴单于相遇对峙。匈奴派出约三万骑兵围住李陵，见李陵所部人少，立刻发起冲锋，但李陵布阵有方、丝毫不乱，前队是长戟盾牌，后队是弓箭、强弩。先是和匈奴近战相搏，然后千弩俱发，把匈奴打退，还追杀数千人。匈奴单于大惊，再召八万铁骑合众围攻。敌人十倍于己，且是骑兵。特种部队也扛不住了。边打一边南撤。一路血战，在山谷、树林、山下等各种地形都曾激战，击杀敌军数千人。匈奴倚仗人多，有时一天要打几十仗，总是死伤众多。单于眼见大军连这点人都打不过，心里胆怯，疑心李陵有大军埋伏，准备撤军。就在这时，军候管敢因为被校尉所辱，忿恨投敌，把李陵没有后援粮矢且尽以及李陵的部队旗帜等情报都告知单于，匈奴于是全军压上，李陵力战难脱，南逃时，成安侯韩延年又战死，李陵自觉无颜见汉武帝，遂束手就擒。此时，距离边塞不过百里之地，所属五千，亡归四百
李陵是降了。但降者的表现又各有不同，有默默无言、心灰意冷者，如徐庶、祖大寿；有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者，如卫律、吴三桂；更有稳忍不发、待机反正者，如淝水之战中的朱序。人之品性、价值观不同，投降后的作为自然也就因人而异。观之李陵为人，自幼“尚射、爱士卒”，能以数千孤军面对数倍之强敌，且歼敌近万，可谓勇武非凡，有名将之风；在决战前夜犹想独身闯入敌营，意欲擒斩单于，可谓胆识过人，有豪侠之风；其父祖皆为国死难之士，其自小接受的教育也必然是忠君报国。就是这么一个人，其投降后会有何作为，实在很难预料。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把李陵一步一步逼到了绝路上
汉武帝本欲李陵死战，得知李陵投敌，勃然大怒，问太史令司马迁应该如何处置。司马迁是李陵的朋友，知道李陵为人，说李陵转战千里，虽败犹荣，“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结果被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处以腐刑。汉武帝后来也知李陵孤军无援，力有不逮，派公孙敖将四万步骑深入敌后营救。公孙敖无功而返，却说俘虏称李陵正在教匈奴练兵。汉武帝族诛李陵家室，事后才知那人不是李陵，而是降将李绪。李陵得知后大怒，派刺客将李绪杀死，以泄心头之恨
李陵自知惭愧，本想亡归汉室再行效力，但公孙敖怕汉武帝责怪，敷衍搪塞，以致汉武帝盛怒之下，族诛李陵全家，使李陵后路被隔。李陵受命劝降苏武时，见苏武不降，甚是敬佩，说自己有负汉室，罪责通天。后来苏武回归，李陵告别，说自己本想戴罪立功，保全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可惜全家被杀，为世人所恨，自己也无法再回去了。这些虽是旧事，只是把自己苦衷讲给苏武听听。后汉武帝死，辅政大臣霍光、上官桀都是李陵的旧时好友，派李陵的故人去招李陵。李陵说：“归易耳，丈夫不能再辱！”。最后终死匈奴。
李陵之后千余年，文天祥在被押往大都的途中在“零丁洋里叹零丁”，最后不屈被害。文天祥自然赢得一片喝彩，但小可试问一句：假使文天祥也能有李陵那般以寡击众的壮志和雄才，南宋朝廷又何至覆亡？道德上的称颂与平定天下的能力，其实往往是不对称的。历史上像李陵这样奇特遭遇的，确实不多见。我们这个民族，往往以过高的道德重担押在英雄的肩上，结果押弯甚至押断了英雄的脊梁。道德的虚伪和暴君的专制的结合，就是把英雄推向了陌路。零丁洋里叹零丁的人很多，李陵碑前哀李陵的却有几许？ 最早知道李陵这个名字，是通过杨家将的故事。据旧小说家言：杨业在被俘后，坚贞不屈，头撞“李陵碑”而死。这是一个鲜明对比：忠良和叛徒，“站着死”与“跪着生”，其中的道德评判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知道得多了一些，对这种鲜明的道德评判开始感到糊涂，继而感到愤慨——我不是针对悲壮死国的杨业，他是好样的，我是针对那些让他撞了“李陵碑”的人（其实杨业是绝食而死的），他们编造这个情节干什么？羞辱李陵？他们配吗？
编造这个故事的，不是宋人，就是明人——这两个都是对内凶残、对外孱头的时代，他们哪来那么好的自我感觉，管天管地，管起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他们这样做，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