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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爱好声名，看似是件好事，实则也很难说。较早的时代，上至王公卿相，下至贩夫走卒，只要能留名竹帛，无不想实现而甘心焉。所以有钱的就铸个把大鼎，把大名往上刻；没钱而又自负其才的，或者去当门客，或者去当刺客。如果有老母要赡养，不得已躲在闾巷里屠狗杀猪，那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自己也以为是污点，说出来都惭愧得不行。王侯们铸鼎留名的动机既然不纯，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也不大。我们这些碌碌无为的民众喜欢的是青天大老爷包拯这种类型，因为他能帮我们伸冤报仇，解决吃饭穿衣这类实际问题。所以相对包青天而言，那些铸鼎自娱的王侯将相，我们顶多艳羡一下，感慨自己不能到达那位置罢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声名实质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暴君秦始皇也爱惜声名，他对声名的理解和普通人是不同的，他认为自己“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可至万世而不朽，因此到处刻石，“光垂休铭”。而老百姓却觉得“天下苦秦久矣”，恨不能和他同归于尽。所以说，爱惜声名并不能让人一定做好事，还得首先要分清“好名”和“臭名”。秦始皇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执敲扑而鞭笞天下”是臭名昭著的行为。后世的桓温大概知道了，但是他说“不能流芳千古，宁可遗臭万年”，破罐子破摔，他的意思是你看着办罢，反正我不能白活这一世，“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好歹得向后世证明一下，我不是没存在过，我“活过，恋爱过”，还有¬；——造反过。如果桓温当初反叛成功，他可能就被谥为太祖高皇帝了。就像曹操，干的不也是篡位的事吗，可人家被响当当地谥为魏太祖，在《三国志•；魏书》里神气活现地排着首位。
当然，汉文帝不属于我们上面说的这些情况，他是很能分清好名恶名的，而且始终坚决地向着好名的路上一路狂奔。他也很有智慧，能在当时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坐稳皇帝的位置，并使国势蒸蒸日上，很不简单。他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既打击了权臣，又削弱了诸侯王势力，还留下了仁厚的名声，手腕实在高明。但是他好名显然好的过了，有时候不但是好名，甚至是死要面子，显得有点虚假。
文帝本来是刘邦的庶子，在代国当一个小小的国王，能当上皇帝完全是撞了狗屎运，所以开始接到长安的征书还不敢答应，好不容易被中尉宋昌劝服，去长安上任，群臣劝他立太子，他假惺惺地说：“诸侯王和功臣们的子弟这么多，何必一定立我的儿子，如果我真的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人家一定以为我忘记了贤德之人而私爱自己的儿子，这不是为天下百姓忧虑的做法啊。”好像显得自己有多么高尚，想学尧舜禅让天下了。实际上怎么样呢？文帝对皇位的继承并非很洒脱，在有司的劝告下，他马上喜滋滋地立了自己的长子刘启为嗣，而且把在诛除诸吕的斗争中功劳最大的两个宗室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黜落，仅仅割了齐国的两个郡，分别分封他们两人为城阳王和济北王了事。而先前功臣们是答应事成后封刘章为赵王，封刘兴居为梁王的，只不过文帝听说刘章和刘兴居起初想拥立他们的哥哥齐哀王刘襄为皇帝，心里大为不满，才故意贬低他们的功劳。济北王刘兴居因此一直心怀不满，后来听说文帝亲自率兵北击匈奴，长安空虚，还趁机发兵叛乱。文帝听到消息，立即回兵长安，派棘蒲侯柴武平叛，济北王兵败自杀。文帝如果不在意皇位，又何至于气得人家济北王发兵造反呢？所以他开始推辞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摆出一副要传位给其他贤能的架势完全是为了沽取虚名，假模假式。
也许有人会说，仅仅通过这件事来判断文帝好虚名的话，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家文帝也有可能因为当时局势紧张，权臣在侧，不得不摆出一副像尧、舜学习的姿态，并不是好名。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应该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文帝有时候表现出来的“仁”是表面现象。
那是和淮南王刘长有关的事了。刘长是刘邦最小的儿子，从小得到吕后的庇荫，非常骄横。文帝即位后，他自以为和文帝血缘最亲，更是有恃无恐。每年从封地入朝时，文帝给他面子，让他和自己同车打猎。这厮却给点颜色就开染坊，开口闭口称文帝为“大兄”，要知道文帝虽然是他哥哥，但毕竟是皇帝，普通老百姓有家人之礼，但皇帝身份特殊，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天下大计，家事都是公事，虽然是兄弟，也得按规矩来，哪能这么没礼节的。文帝心里早就烦他了，碍于要保持一副“兄弟怡怡”的样子，只好强忍不快和他虚与委蛇。刘长愈发得意，竟擅自椎杀了高祖时的功臣审食其，理由是审食其在他亲生母亲遭难时没有援助。幸好文帝也讨厌审食其，审食其在楚汉相争的时候，一直是吕后的心腹，后来当郎中令，出入代表吕后传诏，几乎架空了丞相，也因此一致被朝臣们厌恶，他死了可谓大快人心。所以文帝这次赦免了刘长。
从此，刘长变本加厉，愈加嚣张，竟然派人私通匈奴和闽越，终于被文帝抓到了造反的证据，下诏将刘长流放蜀郡严道的邛邮。哪知刘长虽然酷暴，性情却非常刚直，从南面诸侯一下子变为阶下囚，身份的转换落差太大，一时想不开，在流放的路上绝食而死。文帝听到消息，一下子慌了神，悲哭起来，我们大概以为文帝是良心发现，对弟弟的死很伤心罢，其实完全想错了。他抽泣地对曾经劝谏过他的大臣爰盎说：“我因为没有听从你的话，搞得现在有杀弟的名声，真是后悔莫及啊，呜呜。” 原来他是怕自己有“杀弟之名”，要知道仁厚是他一向自诩的啊，他之能当上皇帝，也是靠这个名声，怎么能说毁就毁了呢？到这时候，爰盎还有什么办法，只好赶紧拍马屁说：“陛下有高世之名三，此不足以毁名。”
文帝两眼放光，马上追问：“哪三条，快说快说。”爰盎说：“当年陛下为代王时，太后久病，卧床三年，陛下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如果没有经过陛下亲口尝过，陛下不会把它献给太后。遥想春秋时的大孝子曾参，他不过是个泥腿子，他都力不能及啊，而陛下以诸侯王之尊做起来却轻而易举，这难道不伟大吗，此为其一；当年诸吕掌权，功臣专制，陛下从代国来长安，形势非常凶险，就算古代的勇士孟贲、夏育都会脸色震恐，而陛下却浑若无事，这难道不光荣吗，此为其二；陛下来到长安，住在代国驻长安的办事处，群臣要陛下即皇帝位，陛下朝着西方谦让了三次，朝着南方又谦让了两次，古代有个泥腿子叫许由的，尧把天下让给他，他只谦让了一次就竖子成名了，陛下却让了五次，这难道不高尚吗，此为其三。何况陛下并不是真想杀淮南王，只不过沿路的官吏没有照顾好，让他饿死了。这跟陛下毫无关系，陛下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呢？”
其实爰盎拍马的本事并不高，整段话简直是胡编乱造。因为那三条只有第一条确实可以证明文帝做得不错，其他两条则都是凑数。文帝当时来长安固然有些勇气，但事前不但中尉宋昌给他分析过，说刘氏宗族强，大臣不敢造反，朝廷外不但有宗室诸侯王，朝廷内还有宗室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肯定没问题。之后文帝还专门占卜，得到了吉卦。就算这样他还不放心，又派舅舅薄昭专门去长安和太尉周勃接洽，双方交换过意见，确认是真心拥戴他为皇帝，这才出发来到长安的。而且他一入未央宫，马上把郎中令和卫尉换成了自己的人，牢牢控制了京师的兵权，根本说不上有多么勇敢。至于第三条夸他谦让为帝，就更好笑了，既然他冒着危险也要来长安当皇帝，还谦让什么？那不过是一种礼仪，或者说是姿态，不要说他老爸刘邦当初即位时也这样干过，就包括以后强迫汉、魏禅位的曹丕、司马炎哪个没来过这么一套？史书上说爰盎好“直谏”，在我看来是个惯常见风使舵的小人，他曾当过吴王刘濞的相，明明知道刘濞有造反迹象，但怕遭到刘濞暗害，偏偏报告长安说刘濞安分守己得要命，人品显然是有问题的。晁错为皇室计虑，是个不折不扣的忠臣，却被爰盎这个伪善的家伙害死，真要令人长叹一声：“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但是文帝听完爰盎这番巧佞之言后，马上破涕为笑，史书上写的是“上意乃解”，真是春秋笔法。文帝一听自己的名声不会受损，立刻就不悲伤了，可见他对兄弟的死是心不在焉的。他问爰盎下一步怎么办。爰盎说：“把那些沿途不敦促淮南王吃饭的官吏斩了以谢天下就是了。”文帝马上照办，于是那些淮南王经过的沿途郡县官吏就成了维护文帝“仁爱”名声的替死鬼，真是冤哉枉也。之后他又封刘长的四个儿子全部为列侯，表示自己的仁厚。他心里这块石头大概是彻底放下了。
不过虽然如此，民间仍然流传儿歌，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到后，叹道：“难道天下百姓真的认为我贪图淮南王的土地而杀害弟弟吗？”又把城阳王迁徙到淮南，统治淮南原来的土地，过几年干脆把刘长还活着的儿子又分别立为淮南王、恒山王和庐江王，搞得忠臣贾谊为此上书劝谏，说希望文帝不要因为好虚名而为后世留下祸患。因为淮南王的儿子一旦当了王，长大了之后一定会思量为父亲报仇，给天下带来动荡。但是文帝不听，淮南王刘安终因造反自杀。这可以说是文帝慕虚名而带来的后患。
除了政治声名之外，文帝还比较喜好文化声名。大才子贾谊以博学鸿词闻名，文帝虽然欣赏他，实际上暗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