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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是因为后来猫出了事，父亲宠爱的猫不知怎的被生产队里的大黄狗狠狠地咬了一口，刚好被父亲看见了，他就拿棍子把大黄狗赶跑了。
那天晚上家里来了好多的小红卫兵，一直闹到半夜才走，他们走后父亲和母亲便坐在煤油灯下叹气，她只记得母亲说：“你心里还记得她？我们森儿也长得越来越像她，这是什么了？是不是报应？”父亲低下头不语，好久他才对母亲说：“别胡思乱想，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母亲听了父亲的话有点气愤地指着父亲骂道：“那你为什么要养那只猫？”父亲就不再说话了，他看了看站在屋门口的林森把她抱在怀里，母亲则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大人们的话林森一点儿也听不懂，难道猫又和人有什么关系吗？
吵亏吵，那天晚上父母亲还是又神形紧张严肃的交谈着些什么了，林森听不懂大人们之间那过于政治的谈话，只依稀听到母亲说到“北京”“周总理”……这些多么熟悉地字眼啊，一个几岁的小孩从几个字中却能读懂它的沧桑和无奈，可它又是多么的亲切，特别是“周总理”三个字，仿佛她真地看到了父亲总是对她说的周伯伯……
敏感的她知道大难又要来临了，生长在那个年月里的小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反革命”特别的敏感，这让她在小伙伴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特别是每次和小朋友们玩打仗的游戏她都想演女红军，可人家偏偏让她演女特务，还由不得你不演，每次她都哭着跑回家，父亲叹了口气叮嘱她以后不要乱玩，在家好好呆着。她泪眼汪汪地对父亲说她真地想演女红军，父亲沉默了，抚摸她的头不说话。
父亲出事了，他又一次惨遭批斗，林森眼睁睁地看见黑压压的一群人围住父亲，举起双手朝他的脸上挥打去，还高喊“打倒资本主义”“打倒臭老九”“打倒黑五类”，父亲的表情很严峻，是林森看见他和母亲在灯下写东西时的表情。
父亲从小河沟里捡回的猫也是资本主义尾巴，父亲因狗咬猫而把狗赶跑也被定为是“打***”，狗是***？还是***是狗？林森太小，不是很清楚这种关系是一种怎样的逻辑思维，但她很小的时候便从小人书上知道***都是好心人，父亲不也是***吗？她还记得周伯伯握着父亲的手说你是党的好儿子，是一个真正的优秀***人，父亲是***，母亲也是***，周伯伯也是***人，什么狗也是***？
林森不敢问父亲，也不敢问母亲，她不敢也不知道问谁，直到很多年以后她才有点明白那是什么一回事，但那已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她不明白的是现代的所谓的***人，广西不是出了个成克杰吗？他是人吗？是一条狗。
她不懂政治，但她恨那些人，恨那些狗。
这次批斗因母亲当场昏倒而不了了之，那时母亲已身怀六甲，行动不便，祖母一直陪在母亲身边。母亲倒在祖母的怀里，祖母大着嗓门喊你们这些造孽的呀，全场立即静了下来，农村人都比较讲情面，况且做接生婆的祖母在村子里无论无何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他们都比较尊重他。
林男早产了，就在父亲挨批斗的那个晒谷场里，母亲痛苦的产下了林男，祖母说是林男的到来使父亲最终没有被打得很严重。
林男出生后全家人都围着她团团转，林森感到有一丝被人冷落的感觉，那只猫再也没有人管，每天自己捉老鼠自生自灭，父亲似乎也忘记了他抱回来的猫。
开春时，那只猫整夜整夜的叫，奶奶说猫叫春呢！
什么春呀，夏呀，关猫什么事，林森又问了一声祖母，祖母不说话，只是偷偷的流了泪，莫名其妙的，母亲嘱咐她小孩子不要问一些不该问的事。
关于这件事，林森无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她不能明白坚强的祖母什么会流眼泪。
在她的记忆里祖母是村里人都公认的坚强的女人，祖父过世时她才三十岁，她已流干了眼泪，人也变得异常地坚强。
一个女人要在那个物资特缺乏的年代里拉扯五个孩子长大成人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啊，就凭这一点，村里的男人们对她都敬而远之，而她似乎也从不会自己的事着想过，苦苦守寡一生。
林森不明白为什么漂亮的祖母没有想到要再嫁个人呢？害得连爷爷都没有，人家大毛不仅有奶奶还有爷爷，有爷爷多好，爷爷都会讲故事，且全是关于打鬼子的故事。大毛就因为有爷爷才很神气的总要她叫他做哥，她才不想叫他做哥呢，鼻涕虫一个。还老是拿他爷爷给他做的小木枪炫耀一翻，有什么了不起的，她没有爷爷，但她也有外公呀，她的外公在北京，还是一个军人呢，他们都叫他首长，却没有人叫大毛的爷爷做首长，大毛当然不信，可那却是真的，只是外公在被批斗后自杀了。
院子里有棵大红枣树，因为大红枣树不结果，所以才没被当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而被砍掉。
林森喜欢一个人坐在大红枣树下玩荡秋千，从北京回到老家后，父亲便为她用一根绳子和一片木板做了一个秋千，那是她在北京所没有的玩具，那也是别的小朋友们在童年里所无法享受到的。
童年啊，许多故事便像这个飞起的秋千一样从一个小女孩的梦中飞了出来。
她是无意中看见一只野猫爬上那棵大红枣树，她以一个幼小的心灵来判定那肯定是一只野猫，全村除了那只小河沟里捡来的猫之外再也不会有人养第二只猫了，那只野猫的到来扰乱了“资本主义尾巴”的猫的生活，林森不明白两只猫之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一定不亚于鱼对猫的诱惑。
“资本主义尾巴”的猫从小屋里“呜妙呜妙”地跑出来爬上树，和野猫一起一唱一和的叫着。
这一切林森全看呆了，几乎每个黄昏那只野猫都会准时的出现，而只要它叫两声“资本主义尾巴”的猫便会无一例外地跑出来。两只猫之间的快活也感染了林森，猫也是有自己的语言的，要不它们怎么能那么默契的相对？即使它们相互之间嘶咬对方也是充满着乐趣的，一种孤独感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滋长起来。这种孤独感从那时起便开始伴随着她，伴随她的不仅仅是孤独，更是对人类的怀疑，这种说不清的思想时时让她感到恐惧，她想摆脱，却无法摆脱她四岁在乡下黄昏的某种没有形成但却根深骨髓的思想。
晚上的时候猫不再叫了，也不知猫是不是又跑出去爬到大红枣树上了，反正林家的人再也没有精力来管那么多事。
这段日子里林男总是哭个不停，母亲没有奶水，她只能以哭声来反抗，祖母抱着林男在屋里振振有词的念“天灵灵，地灵灵，我家有个爱哭灵……”
祖母其实是知道这件事的，家里所有的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但她为什么竟视而不见？万一猫丢了咋办？
猫神秘的失踪了，一连几天了，到处都没有猫的影子。屋子里，院子里，大红枣树上都没有见到猫的踪影，猫哪去了？她不敢问大人们，几乎没有人想起那只猫了。
再次见到猫是半个月之后，很偶然的一个傍晚，林森一个人上山玩，恰巧看见两只猫在地上翻腾滚咬在一起，她几乎一眼就认出来那两只猫，其中有一只是“资本主义的猫”，另一只是和它失踪的野猫，猫的呻呤声远比猫的叫声更恐怖，小小年纪的她全身起鸡皮，愣愣地看着不远处两只猫交叠在一起，滚成一团……
这样的情景不久林森又再次碰到过，不过那一次不再是猫，而是人，人和猫一样都是最原始的动物，都爱玩，做这种游戏。在长满野草的土地上，人类和动物的发泄又有多少不同？
文革后不久，父亲和母亲却没有如愿以偿的回到北京，他们只能由地方安排进了省城上班，母亲依然还教她的书，父亲被安排进了省委机关工作，既使这样的工作是别人眼中已是很好的了，但他们一直对北京耿耿于怀，似乎只有北京才是他们自己的家。
二十多年过去了，林家人的恋京情结还是那么的浓厚，当初林森和林男选择北京大学不仅仅是北京大学是中国重点大学之一的缘故，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林父和林母的希望，是他们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他们以为林森和林男到北京读书也是他们自己又回到了北京，老一辈的人总把自己这辈子错过的事让下一代人来完成，这是人类的共性，也是做父母亲的都乐此不彼的一件事。
老家的房子还留在老家，没有拆除掉，也没有人住，早已长满了杂草，林家几乎没人回去看过，孩子们都有了各自的家还要忙各自的事业，谁也不会多想一下那一幢对他们来说并不现实老房子，倒是老祖母每年清明节都要回去看一看。
林森再一次回到老房子是来深圳一年后，她一个人从深圳跑回南宁，那时她因为工作上的事总不顺心，心里特烦，就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先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小屋里一天一夜后第二天买了张回南宁的飞机票，那时她已经有一年没有回家了，一年多没见面的老祖母还和以前一样健康，一幅慈祥的面容见到林森便笑呵呵的说闺女，你回来了，昨晚我还和你妈说我梦见你，说不定你真的会回来。
“这不，还真的回来了，”母亲在一旁兴奋得不知说些什么好，一个人跑到厨房里忙碌着。父亲还和往常一样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没有因为女儿的突然回家而有一点点惊讶或者一点点欢喜之情，老祖母嗔怪儿子说女儿没在家时天天挂在嘴上，女儿一回到家又一幅冰冷样，林青天任由老母在一旁唠叨，林母也跟着责怪他的不是。林森没有说什么，她和父亲之间几乎是没话可说的，两个人在一起都觉得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