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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政体下，贪污是一种普通犯罪，所以没收财产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可以使人民得到慰藉。没收所得的钱财是一笔极为可观的贡税，更是君主不可能从穷困潦倒的民众之中能够征收到的。而且在这种国家中，没有一个家庭是君主乐意保护的。
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没收方式会使财产的所有权产生某种不稳定的因素，会掠夺无辜的子女；会在惩处一个罪犯的时候，摧毁整个家庭。在共和国里，剥夺一个公民必要的物质生活财产，不仅是罪过，也是破坏了平等，而平等正是共和政体的灵魂。
罗马的法律规定，除非犯有重大的叛逆罪之外，不得没收其财产。遵循这项法律的精神实质，把没收界定在某种犯罪的程度上，这样是极为明智的做法。布丹说得好，在有地方习俗规定夫妻拥有 私有财产 的国家中，没收只适用于 取得的财产 。
第十六节
权利的授予
在专制国家里， 权利 是完全授予受权力委托的人。宰相就是专制君主自己，而每一个个体的官吏就是宰相本身。在君主国家里，权利的行使不甚迅速；君主授予权力，但又加以限制。他的权力分配方式是，当他把一部分权力授予别人时，就必定为自己保留更大的一部分权力。
因此，在君主国里，城市的执政官虽然由省督管辖，但是由君主管辖的地域更为广大；军队里的军官对将军的服从不能超越对君主的服从程度；
在绝大多数的君主国家里，人们都明智地规定，那些拥有稍微广泛指挥权的人，不得隶属于任何一个军团，因此，他们只有在得到君主特殊命令时才能行使指挥权，他们或许被任用，或许不被任用，他们会被以某种方式认为在役或不在役。
这种情形与专制政体是不相称的。因为，如果没有实际职位的人仍然拥有特权和头衔的话，朝中自有自诩尊贵的人物。这与专制政体的性质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某个城市的执政官不受省督的管辖，那么每天都必须以某些折中的方式使双方得以融洽。这对专制政体而言是一件荒唐的事情。加之，如果这个城市的执政官能够抗命不遵的话，省督又如何对他管辖的省份负责呢？
在专制政体下，权威总是摇摆不定的。即使是最低级的官吏的权威也不比君主的权威更为稳定。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法律到处都体现着明智，并且都是家喻户晓；所以即使是职务最低的官吏，也能够有所遵循。但是在专制国家里，法律只是君主的意志而已。即使君主是英明的，官吏们又如何遵从某个他们所不知道的意志呢？那么，官吏们理所当然地遵从自己的意志了。
加之，由于法律只是君主的意志所在，其结果，便非常有必要有无数的人们为君主表达意志，并且像君主一样地表达意志。
总之，法律既然是君主一时的意志，那么，那些替他表达意志的人们也必然像君主一样，即兴地表达其意志。
第十七节
礼物
在专制国家里，有一种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级上司都得送礼，即使对君王也不能例外。莫卧儿的皇帝如果没有收到臣民们的礼物的话，是不会接受他们的任何请求的。这些君王甚至在给予人们赏赐时，也会接受贿赂。
在一个毫无公民意识可言，上级对下级不承担任何义务，人们认为彼此间的联系，只是一部分人强加给另一部分人的惩罚的国家里，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必然的。在这种政体下，很少有政务可做，而且，人们很少有必要去谒见大人物，向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提出抗诉就更为稀少了。
在共和国里，送礼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因为品德不需要它的存在。在君主国里，荣誉比礼物更具有鼓舞力量。然而在既没有品德，也没有荣誉的专制国家里，人们也许只能在为获得更为舒适的生活的希冀驱使下行事了。
柏拉图主张，履行职务时接受礼物的人应处以极刑。这属于共和国的思想范畴。他说，“无论是为了好事还是坏事，都不应该接受礼物。”
罗马有一项坏法律，这项法律准许官吏接受小礼物，其限制是一年中礼物价值不超过一百埃巨。没有接受过别人任何东西的人，并不期望任何东西。然而接受过别人一点儿东西的人，立刻就希望再多要一点儿，接下去便会贪得无厌。不但如此，对一个本不应该接受礼物而接受了礼物的人而言，要使他服罪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于一个允许接受少量礼物，他却接受了较多礼物的人来说，要他认罪就困难了。他总是会找出某些借口、托词、原因和某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第十八节
君王给予的恩赏
我们已经说过，在专制国家里，人们之所以行事，只是因为希冀获得更舒适的生活，而君主的恩赏除了金钱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在君主国里惟一起着支配地位的便是荣誉，所以君主的恩赏本应仅限于名誉地位。而名誉地位往往与奢华联系在一起，奢华又会产生必要的需求，所以君主也就不得不赏赐一些伴随着财富的名誉地位了。但是在共和国里，品德占有支配地位。品德本身就具有足够的驱动力，它将排除其他任何力量，因此国家的奖赏只限于表彰这种品德而已。
如果君主国和共和，国设立重赏，就会成为国家腐朽的象征，这被认为是一般性的规律。因为重赏将证实这些国家的原则已经被亵渎。另则，荣誉观念的力量已经丧失殆尽，再则，共和国公民的称号的感召力业已减退。
最昏庸的罗马皇帝就是赏赐最多的帝王，诸如：卡里古拉、格老狄乌斯、尼禄、奥托、维蒂利乌斯、康莫都斯、海里欧伽巴露斯和卡拉卡拉。最贤明的皇帝都是最节俭的人，他们是奥古斯都、维司巴西安、安托尼努斯·比乌斯、马尔库斯·奥列利乌斯和佩尔提纳克司。当最贤明的皇帝在位时，国家的原则得以恢复，来自荣誉的精神财富取代了其他的财宝。
第十九节
三种政体原则的新推论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不能不对我的三个原则的论点略加应用。
第一个问题：法律是否应该强迫公民接受公职？我认为在共和国里是应该的，在君主国里则不应该。公职在共和国里是品德行为的体现，是国家对公民的信任和委托。公民的生活、行为和思想都应该完全为了国家，因此不得拒绝担任公职 ＇28＇ 。在君主国里，公职是荣誉的行为体现。然而，荣誉具有其偶发性，只有“时机”和“方式”符合其意愿，才能被接受。
已故的撒地尼亚王对拒绝接受荣衔和公职的人予以惩办。这样他无意识地遵从了共和政体的思想。他在其他方面的治国方略充分证明，这并非他的本意。
第二个问题：强迫公民在军队中接受比他从前担任过的军职低的职位，这是否是一条好的准则？在罗马人中，时常可以看到今年还是上尉，而来年已经成为他的中尉的部下了 ＇29＇ 。这是因为在共和国里，品德要求人们必须为国家不断地奉献自我，并且去做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在君主国里，荣誉无论是否货真价实，都不能容忍所谓的降格。
在专制国家里，荣誉、职位、爵位，无一例外地被人滥用，人们可以不加区别地把君主当做臣仆，把臣仆当做君主。
第三个问题：同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担任文职和武职？在共和国里，可以兼而有之，而在君主国里则应该分开。因为，在共和国里，如果把军职和文职分开，而使军职成为一个特殊的身份的话，将是极其危险的。在君主国里，如果把文武两职集于某人一身也将是危险的。
在共和国里，人们只有以法律和祖国的保卫者的名义才能拿起武器；因为作为公民，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他必须成为士兵。如果公民和士兵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的话，那么，那些自信是公民的人在服兵役时，会因此而感到自己仅仅是一名士兵。
在君主国里，军人追求的惟一目标是荣耀，至少是荣誉或者是财富。应该非常谨慎，不要给予这样的人以文职。恰恰相反应该以文官去约束他们。同一个人不能同时既获得人民的信任，又拥有滥施武力的权力。
在一个貌似共和政体，而实为君主政体的国度里，人们是何等惧怕一个军人特殊政权的存在，人们如何使军人的身份与公民，甚至官吏的身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国家的保证，使人始终不忘国家。
罗马人在共和国灭亡以后，把文职和军职官员分开；这并非是随心所欲的做法，而是罗马政治体制变迁的必然结果，是君主政体的性质所决定的。到奥古斯都王朝才开始有这种划分 ＇30＇ ，此后的帝王不得不将其完成，借以缓和军政府的暴戾。
曾经和瓦连图斯竞争王位的普罗哥比乌斯把总督的官职授予波斯王族的一个亲王荷尔米斯达斯的时候，又恢复了从前它所拥有的军队指挥权。除非他有特殊的理由，否则将是完全有悖情理的。一个渴望权力的人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绝不是国家的利益。
第四个问题：公职是否可以被买卖？在专制国家里，是不允许的。那里的国民在职或去职只在于君主的一念之差。
但是在君主国里，出卖官爵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促使人们从事不愿意为品德而从事的事业，并把这个事业作为一个家庭的职业；它使每个出钱买官的人不但尽心尽职，而且使国家的各个等级较为稳固而持久。隋达斯说得好，阿那斯塔西乌斯卖掉所有官职的同时，也把帝国变成了贵族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