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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哲学的智慧不同于中国人传统的智慧
人们过去仅仅用“爱智慧”来定义哲学不过是同义反复，实则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人们又会问，什么是智慧呢？难道智慧是自明的吗？今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传统，但是在什么是智慧这个问题上，传统中国人的回答却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颇的。不错，中国古代的人学——儒学，提倡了一种人类中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历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却绝对会被人们视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说白了，它并没有真正教人应对自然问题、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满中国文献仓库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书。中国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来的官场权力斗争，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官场斗争中的权术谋略之学，它们或许更多地是属于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而不是属于人学的儒家，其中充满了无任何理性可言的计谋、机变、说谎、诈骗等等。说到底，传统的中国人几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与人斗心眼、斗权术、斗谋略、斗机变的充满了非理性的工具，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腊人哲学是从人认识自然物开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变性（其寿命远比人长）和明显的规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不像古代中国人的人学仅从认识人自身出发，最初创立的却是占卜之学的《易经》，明显带有绝对可变性的宿命，从而远离了世界的不变性和规律性。古希腊人哲学的最伟大的成就即在于首创了逻辑。什么是逻辑？即是万事万物（也包括人自身及其语言、思维、智慧等）发生、存在、发展的规律。苏格拉底、柏拉图是辩证（论）逻辑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鼻祖。按照怀特海的说法，逻辑即是创造一切物质工具的（思维）工具，是发明机器的机器。传统中国人在长远的历史中忽视了逻辑的创造，也即忽视了思维工具的创造，所以，中国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谓创造发明（包括四大发明）都带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质，而毫不具有理论思维的必然的逻辑性，所以命定中国人在近代的历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逻辑必然性学问的西方人来用“船坚炮锐”的方式轰开自己的大门。
（三）近代西方哲学的二元性智慧与伟大成就——科学与民主
在笛卡儿以前，尤其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的逻辑只不过是神学的婢女，而且严格地限于主谓逻辑的演绎，而其演绎的最重要的内容又在于证明上帝的存在。笛卡儿之后不同了，笛卡儿开创了西方近代新哲学的时代。正是因此，他被尊称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他的成就主要有三：第一，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申明了每一个人的主体思维的自由的价值，而且人的尊严也集中体现于其自由思维并表达的权利，从而为哲学摆脱神学的羁绊和束缚发出了第一声最有力的抗辩；第二，他力主物质和思维是独立的二元（实体），从而在人类对自然物的认识中，第一次最大可能地排除了人类自身心理特别是情绪对认识的干扰，二元论学说比前期英国的奥卡姆的“剃刀”还更锋利、更有力，从而为开创真正属于科学的机械论力学的时代敞开了大门；第三，他创立了运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的解析几何学，为行将出世的伟大的分析力学做出了最重要的数理奠基工作。当然，笛卡儿还有许多其他的更具体的成就，如发现了物理学中的动量守恒定律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真正要论证起来，哲学从古希腊人那里开始就是二元论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运用的哲学范畴、概念便全都是基于二元论的：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等等。比较而言，古希伯来人的神学是上帝一元论的，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古代中国人的人学是混沌多元论的，其中最著名的模式是《易经》中的八卦和中医经典中的阴阳五行。
笛卡儿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经过英国的洛克、休谟、贝克莱等，法国的马勒伯朗士、伽森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德国的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连续不断地共同努力和发展，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取得了愈来愈巨大的成就。哲学的二元论的工具完全变成了科学和民主的伟大的工具，但哲学的伟大成就在同时也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和民主的成就之后，它本身却精衰力竭了，终于到了二十世纪末，真正地不能不走向自己最后的死亡之路了。
科学的伟大成就基本上只限于人类对自然物的研究、索取和改造方面，民主的伟大成就才是哲学对人类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传统方面的贡献，可是由于哲学本身的二元论的局限，所以，哲学对人类社会与人类自身的研究成果总是带有其自身难以自我克服的二元论的悖论，或自我矛盾。正是因此，迄今为止，一切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基础的所谓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均是对人类自身利害同时相加的双面刃，而且它们愈是自诩为科学，它们对人类的危害也愈是显得强烈，甚至有可能陷人类于万劫难复之境。二十世纪的人类正是遭遇了这种困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困境，从而不能不宣告西方哲学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的最后的死亡。
（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死亡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状况便基本上反映了上述西方哲学趋于死亡的历程。如果说在十六、十七、十八甚至十九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均为哲学家的话，这一点的确不假，像笛卡儿、洛克、休谟、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等等即是明证，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情况则大变了，最伟大的思想家已不再是号称哲学家的人物，而是不同领域的科学专家，如自然科学领域的爱因斯坦、社会科学领域的马克思（马克思虽为十九世纪的人物，但他的影响则主要在二十世纪）和心理科学领域的弗洛伊德。而被称为哲学家的人们，虽然他们中也有一些是颇为著名的，可是他们对人类的影响，尤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却显然比其以前时代的大哲学思想家们要远为不足称道得多。很显然，这是因为哲学本身在二十世纪已经奄奄一息乃至最后死亡了。这是因为关系到人类重大命运的问题，已不再是由哲学家们提出的所谓哲学问题了，而是各个方面或领域的具体的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了。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不仅提不出这种问题，而且他们在面临诸如此类的问题时，竟然完全自觉地丧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愈来愈感到自己手中的工具——逻辑工具，竟然变成了不断制造自相矛盾或悖论的工具，如精英主义的悖论、民主主义的悖论、自由主义的悖论等等。总之，一切在他们认为是正面的对人类有价值的工具性的理论、观念，到了最后都有可能证明已经走向其自身的反面，甚至成为对人类有害的东西。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和其他的思想家几乎全都在这类问题面前惶惑过，他们中的部分人或许已经意识到了二元论逻辑本身的病根，意识到了哲学不能不最后走向死亡的必然的原因，但是他们却无论如何左冲右突总也走不出他们传统的二元论逻辑的阴影；他们或许也看到了人学的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和李约瑟，可是他们在自己成功的传统中涉足得太深了，不可能找到解决人学问题的办法和道路。总之，面对人类命运的新的人学的问题，哲学的确已经死了，二十一世纪应是人学的世纪，也即用人学的多元论逻辑方法求解人学问题的世纪。
（五）二元性，哲学生于斯，亦死于斯
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