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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元性，哲学生于斯，亦死于斯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回看起来似乎也曾是相当热闹的，出现过不少新的哲学的“主义”和流派，如分析主义、现象主义、生命主义、存在主义、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维也纳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虽然主义林立，学派纷呈，但人们可能运用的逻辑在根本的意义上仍旧全都属于二元论的逻辑。以前人们爱说，哲学自古以来即是两军对战，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战。这种说法从二元论的角度来看也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在不同的时期，除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战，实际上更多地还有唯名论与唯实论、绝对论与相对论、客观论与主观论、分析论与现象论、形式论与辩证论、唯经验论与唯理论等等许多二元性的争论，这些二元性的论争并不能都简单地归类于唯心与唯物的论争。二十世纪的哲学论争便基本上与唯心与唯物的对抗无关，与其说是心与物的对立，不如说是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与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包括现象学逻辑）的对立。严格说起来，后一种说法也显得牵强，因为作为现代哲学家来说，多数都看到了不同对立范畴、概念、观念等双方面的利钝，而且除了不同方法的利钝之外，更有不同对象（本体）问题的利钝。二十世纪的哲学家谁不想找到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以求从根本上为哲学找到新时代的出路呢？遗憾的是，西方思想家不可能走出他们自己过去曾取得过巨大成功的二元论的传统。或者说，他们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二元论，而现在他们之所以失败，乃至最后走向哲学的死亡，也同样是因为二元论。二元论就是西方哲学的命运，它也摆脱不了这种命运，所以它只有死亡。
关于哲学的终结或死亡，其实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经发现了。正因为有此发现，他们才合写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挽救哲学的方法不是走向多元论，而是更加退回到彻底的一元论。黑格尔的正—反—合的辩证逻辑貌似突破二元论形式逻辑的多元论，其实依然是一分为二的二元论。二元论的辩证法比之二元论的形式逻辑，虽然似乎增进了对有机变迁的理解，却也同时渗进了大量有害的牵强附会甚至欺骗性的诡辩。
二十世纪，哲学死亡的阴影始终在哲学家的脑海中盘旋，一直到了近期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更甚。
（六）分析哲学与现象哲学之死
维特根斯坦（1889～1951）与海德格尔（1889～1976）分别代表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座高峰，而这两人却不约而同地都得出了“哲学终结”的结论。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基本上如上面所述分两大派。一派是英美哲学家偏重的逻辑（形式逻辑、符号逻辑、数理逻辑）分析方法；另一派则是欧洲大陆哲学偏重的辩证的或思辨的现象学方法。前者偏重形式逻辑，包括后来又得到发展的符号逻辑和数理逻辑；后者其实坚持的是辩证逻辑。所谓现象学的逻辑实质上是同时掺和了形式逻辑的辩证逻辑的变种。然而不论哪一派，它们的基础全都是二元论逻辑，谁也不曾逃脱得了二元论最终的羁绊和限制。
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罗素（1872～1970）最早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1918）。罗素与怀特海（1861～1947）曾满怀激情地想为人类的一切科学知识建构最终的符号逻辑的基础，他们合著了三卷《数学原理》，雄心勃勃地想首先为数学建构牢固的数理逻辑。可是这种梦想后来因为所谓的“罗素悖论”而破灭。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曾接过老师的接力棒，构造了世界的“逻辑图式”，后来却发现，按照逻辑图式建构的世界却失去了人类自身生活的价值，人类世界的意义存在于世界之外，除了自然科学，一切所谓的形而上学都毫无意义。这明白显示，在产生了自然科学之后，哲学就应该死掉，它已经丧失了讨论其他人生问题的价值。然而在其后期的代表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坦言，“哲学问题的形态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他对哲学的发现则是，“让哲学安息”吧！有人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观是“自杀性的哲学”。
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接过了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思想，继续高举逻辑实证主义的大旗，把一切所谓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判定为不可由经验证实的“伪问题”，其著名人物卡尔纳普在早期甚至因此而取消了一切价值哲学、伦理哲学的意义，视其为毫无逻辑内容的虚构，只能徒然引起人们情感和意志的波动。显然，逻辑实证主义（包括前期的逻辑原子主义和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代表了“儿子”——自然科学主义对其“父亲”——西方哲学的严重的挑战甚至杀戮。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埋葬者、掘墓人。但问题在于宣布研究人类情感、意志、心理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问题的形而上学为无意义，为“伪问题”，这很容易，但却不等于人类情感、意志、心理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本身等方面的问题为无意义。自然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能够承担得起这项意义的研究的大任吗？如果不能，维也纳学派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科学主义的哲学，它们将何以再“活”下去？
事实是，英美一系的分析主义派的哲学，一头栽进了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问题，它们愈来愈与解决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无关；另一头则又转向了日常语言的分析。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从工具回掘思维本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也显然是必然走向失败之路，它将何以面对二元论的深渊？除了在名称、术语上挣扎，大量变换新的说法，换汤不换药，实际上毫无作为。
到头来惟一只剩下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者、工具主义者、行为主义者、现世消费主义者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不仅知识是实用的工具，而且人类自身的其他一切，包括信仰意志、道德情感、友谊、爱情、亲情甚至人类自身的生命等等，也都是可以相对论价的实用的工具。到此为止，分析主义的哲学应该可以寿终正寝了。
欧洲大陆的现象学派的哲学又如何呢？
分析主义哲学基本上是沿袭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道路，虽然不排除借用辩证逻辑，如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但二元论的传统是改变不了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必然死亡。
现象学哲学与分析主义哲学不同，基本上沿袭的是辩证逻辑的道路，虽然同样也不排除借用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方法。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现象学哲学方法的创立者胡塞尔（1859～1938）于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现象学方法实质上不过是将康德－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方法改变了一种说法。胡塞尔在康德的现象－物自体的对立范畴中，通过取消后者使之成为一体，并统称之为现象，又把笛卡儿的“怀疑一切”的方法改称为“悬搁”。然而，其实际上的现象学分析却依旧离不开二分法，例如他把人的意向性活动区分为性质与材料，又在意向性结构中区分出“理想的”和“实在的”二种等等。胡塞尔认为，摆脱哲学传统危机的途径便是抛弃传统的区分，也即抛弃自柏拉图以来直至黑格尔的一切所谓对立范畴、概念，回到事物本身，彻底以现象为研究对象。“回到事物本身”，这很诱人，但后来的种种所谓运用现象学方法的哲学研究的事实却证明，到头来并没有真正摆脱二元论传统，充其量不过是改变了表面的说法，从辩证分析变成了现象学分析、语义分析、语句分析、符号分析、结构分析等等，或把分析也索性改称为阐释，例如所谓阐释学。
比较而言，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在经过了本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倾向于关心社会、人文、心理，换言之，更倾向于研究人的主观方面，而不像英美哲学家那样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科学方法，或更倾向于取消主观意义的客观方面。正是因此，不同于英美哲学的基于形式逻辑的分析主义愈来愈走向取消形而上学，甚至索性走向彻头彻尾的行为主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更倾向于关心生命（如生命主义）、关心存在（如存在主义）、关心社会的合理性（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也正是因此，胡塞尔的实际上属于辩证逻辑的思辨的现象学方法，又被胡塞尔号称为全面回到事物本身的怀疑一切的方法，获得了后来几乎所有大陆哲学家们的青睐。
在我看来，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把研究的目光指向人类自身，实际上是从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转向了人学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欧洲思想家的某种必然的时代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范畴、概念、语言结构等）却深深受制于他们自身的二元论以及还原论的哲学传统。无论是英美哲学界的作为研究基调的形式逻辑、符号逻辑、数理逻辑，还是欧洲大陆哲学界的作为研究基调的辩证逻辑或现象学逻辑，它们都是属于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西方哲学的传统。一方面是新型的属于多元论的人学问题，另一方面却是属于过时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西方哲学的传统，这造成了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所有的努力最终都不得不归于失败的结局。
二十世纪哲学的努力，结果是彻底丧失了哲学本身，方法的陈旧使得即使非常重大的人学问题也被肢解为无足轻重的语言、语句、语义等等工具（方法、技巧）问题，维特根斯坦索性称之为语言的游戏。
从表面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