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上我们择出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作品，对托尔斯泰在当时的影响作了粗浅的介绍，此外，另一派作家也不可忽视，即创造社成员们。按一般的观点，创造社作家与托尔斯泰的关系，乃至俄国文学的关系较为疏远。但正象笔者在这一部分开头所提醒的，托尔斯泰的观察视角和创作心理模式已经成为当时的一般社会意识。再有，从整个世界文学的大氛围来看，创造社诸人不可能游离于俄国文学甚至托尔斯泰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之外。
创造社作家，由于几乎全是留日生，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作品多是表现自我、暴露自我。但要看到，日本文坛“私小说”走红之时，也正是俄国文学盛行日本之际，因而托尔斯泰等许多俄国作家明显的自我解剖意识和自我暴露倾向，必然加剧日本文学中自我暴露风气的流行。俄国文学影响到日本“私小说”，也就间接影响到以“私小说”为样板的中国创造社作家们。这里仅以郁达夫为例。
郁达夫早期创作受“私小说”影响最大。从他的中篇小说《沉沦》可以看出与托尔斯泰有着联系的两个特征：对肉——源于对现存生活迷惘的性的苦闷，对灵——希望祖国尽快富强起来的心情，这两者构成小说的内在动力；较多的自传成份，使小说更具真实性。郁达夫越到后期越与托尔斯泰接近。托尔斯泰认为艺术的功能就是交流情感、艺术应有道德感，这两点深得郁达夫的赞同。
中国现代作家中的许多人都对托尔斯泰有所借鉴与创新。在此笔者介绍其中较为突出的几位。
托尔斯泰，郭沫若把你写进了他的诗歌
郭沫若很少写文评论托尔斯泰的社会政治思想，但他在创作中直接塑造了托尔斯泰的形象。这是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学影响的一种很特殊的形式。
1920年，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在其政治诗《巨炮之教训》中，刻划了托尔斯泰和列宁的形象，以此表达诗人在选择爱的呼唤与战斗的号角之间摇摆难定的心情。
诗人看到两尊俄罗斯巨炮，顿生感慨，进入梦境后梦见“涨着无限的悲哀”的托尔斯泰和“凝着坚毅的决心”的列宁前来会面。诗人请托尔斯泰指教。托尔斯泰说：“年轻的朋友呀，你可好？
我爱你是中国人，我爱你们中国的墨与老。
……
我主张朴素、慈爱的生涯；
我主张克己、无抗的信条。
……
一切的人能如农民一样最好！”
托尔斯泰的这番指教正是他在1906年《致一个中国人的信》中的内容。诗人听后认为“你的意见真是好”，列宁却在一旁高喊：“同胞，同胞，同胞？
为阶级消灭而战哟！
为民族解放而战哟！
为社会改造而战哟！
……
他这霹雳的几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
这首诗以特殊的形式对托尔斯泰主义予以批判，同时表露出，“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托尔斯泰的思想已为中国知识分子熟悉，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同样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之中的先进代表所欢迎、接受。
托尔斯泰，鲁迅说你是“偶像破坏的大人物”
鲁迅虽然没有翻译托尔斯泰的任何作品，但他一直十分重视有关托尔斯泰的评论，对托尔斯泰一直抱以尊敬的态度，称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的俄国的巨人”。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当时日本文坛正盛行俄国文学。也许那时鲁迅就大量阅读了托尔斯泰作品的日译本，否则怎么会有日后写于日本的 《破恶声论》？
1908年，当托尔斯泰还健在之际，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就对托尔斯泰的思想作了辩证的分析。他从当时中国社会需要反帝反封斗争的角度，赞扬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同时也批评托尔斯泰的反战思想是一种空想。“五四”时期，鲁迅主要强调的则是托尔斯泰象达尔文、易卜生、尼采一样，具有破坏偶像的精神。
鲁迅赞赏托尔斯泰，还由于托尔斯泰作品中饱含着人性善良、前程有指望的思想。鲁迅曾说，读几页托尔斯泰的书，就会觉得自己周围充满着人类的希望。鲁迅对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加以适度的肯定。鲁迅还对托尔斯泰思想的消极面作过辩证的分析与批评，譬如，鲁迅实事求是地分析“勿以暴力抗恶”怎么都行不通。
三十年代初，鲁迅又从阶级根源上，科学地分析了托尔斯泰的局限性，认为托尔斯泰由于贵族的出身，始终摆脱不掉贵族的旧性，所以他只同情农民，却不主张暴力斗争。
曾经有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以托尔斯泰为盾牌，来攻击鲁迅。他们讥讽鲁迅是“杂文家”，认为杂文既不是诗歌、小说，又不是戏剧，不能算作文艺。杂文是堕落的表现；托尔斯泰没写过“骂人文选”，所以是伟大的作家。他们要鲁迅效法托尔斯泰，放弃批判的武器，去写《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托尔斯泰也写过“骂人文选”，他在欧战时期曾经写信骂沙皇。
鲁迅不仅对托尔斯泰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在创作中也借鉴托尔斯泰，尽管这种仿效不象茅盾、叶绍钧等作家那样明显。
鲁迅最早的文言小说《怀旧》（1913）和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8）都建构了两个世界：前者将以“我”为代表的孩提生活与以耀宗和秃先生为代表的成人世界相对比，后者将以尚未吃过人的孩子为代表的孩童世界与以吃人的赵太爷、大哥为代表的成人世界相对照，形成纯真无瑕和丑恶可憎的鲜明反差。解构这种对立结构的方式是：要么旧服从新，要么新战胜旧。 《狂人日记》最后来“救救孩子”的还是旧——吃人的成人。
这种“我”与“他”的对立结构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极为常见。如《歌萨克》中，道德主体的代表奥列宁（“我”）与自然的代表哥萨克人（“他”）的对立，《安娜·卡列尼娜》中，先进贵族的代表列文（“我”）与农民（“他”）的对立等等。在托尔斯泰作品的这种对立结构模式中，“我”与“他”的对立最后都要的以非对立结束：“我”服从“他”，即“我”因“他”而变。
鲁迅的另两篇小说《一件小事》和《祝福》也运用了这种对立结构。前者中穿皮袍的“我”与人力车夫（“他”）构成对立体，最后以“我”的自惭和自省来转化这一对立；后者中“我”的意识、记忆与祥林嫂（“他”）的种种不幸相关，小说通篇隐含着“我”因祥林嫂而生出的种种内疚与悲愤。
可见，鲁迅对托尔斯泰所抱有的复杂感情，一方面反映在他对托尔斯泰的评论中，另一方面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活动中。
托尔斯泰，叶绍钧落入你的框架
文学研究会成员叶绍钧（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1929）是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走上中长篇小说创作兴盛期的三部代表作之一（茅盾的《子夜》 （1932）、巴金的《家》（1932））。这三部佳作是中国现代作家借鉴托尔斯泰的最好例证。
如果说茅盾的《子夜》主要受的是《战争与和平》的影响，那么《倪焕之》则是在其基本框架上模仿了《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1877）详尽地描写了列文在他的庄园里进行的农事改革。对于这一改革，列文曾寄予厚望，认为以此就能解决当时十分严重的土地问题，进而解决农民问题。然而，由于地主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天生的屏障，所以这种改革是无效的。列文不断反省，并得到 《圣经》的启示，认识到不打破这种屏障，任何努力都是白费。最终他悟出，他必须最大限度地牺牲自我，放弃自己所有的一切地主阶级的特权，完全归属于农民，农事改革才有一线希望。
《倪焕之》的主人公倪焕之是个热切追求新事物的青年。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像不少进步知识分子一样，醉心于教育，以为教育能救国。然而，像列文的农事改革一样，他的理想与平民百姓的处境相距太遥远。严酷的现实生活证明他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只是一种空想，于是他经过内心反夏的痛苦斗争，并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启发下，领悟到应该把视线从一个学校解脱出来，要投身社会，有组织地干。他的思想由最初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转变到投身革命上来。但此时的倪焕之还未放弃自身的一切，仍十分软弱。“四·一二”事变后，他悲观失望，纵酒痛哭。临死时倪焕之，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没能与群众真正结合，但他意识到，要有一个完全的“转变”，要放弃自身的一切归化于大众。倪焕之未完成的转变，在小说最后由他的夫人金佩璋来继续。妻子成为丈夫的“复活”形象。
托尔斯泰作品惯以转变型正面主人公搭构作品的框架，这一点不仅被叶绍钧，而且被我国三十年代不少重要的小说家继承并且运用娴熟。
托尔斯泰，茅盾有意追随你
著名作家茅盾在介绍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方面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
茅盾大概是我国革命文学界最早高度评价托尔斯泰的人。他在“五四”前后写出了《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尸》等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今天看来有不少不足之处，但在当时是很有份量的，有些见解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
茅盾对托尔斯泰的社会政治思想介绍得较多，而介绍中有自己的分析。1919年，茅盾在分析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勿以暴力抗恶”时明确指出，托尔斯泰之所以主张不抵抗、非战，是因为他看清了抵抗和运用武力的战争不是谋求幸福的出路。1920年，茅盾进一步指出，托尔斯泰的后期作品充满着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