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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是从介绍托尔斯泰开始文学活动的。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茅盾一直有意追随托尔斯泰。他曾多次公开承认他是“接近托尔斯泰”的。茅盾本人十分喜欢规模宏大、文笔恣肆绚烂的作品，因而他的喜爱托尔斯泰，主要是喜欢他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茅盾的长篇作品，一般都是规模宏大、场面壮阔、人物众多、线索交织，很有托尔斯泰的气势。
茅盾认为，他的长篇小说《子夜》（1932）“尤其益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1863——1869）描写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象申格拉本和奥斯特里茨战役、拿破仑入侵、斯摩棱斯克大火、波罗金诺会战、法军攻入莫斯科以及法军大溃败等等。书中出现了一些历史人物，象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俄军统帅库图佐夫、法国皇帝拿破仑等。作品还描写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形成一幅十九世纪初期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展示出各种人物的道德精神面貌。托尔斯泰的这部巨著是一部歌颂人民与人民战争的巨型史诗。
《子夜》以上海为中心，通过揭示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1930年前后革命深入发展，中国社会星火燎原的全貌。
两部作品都是在复杂的层次、繁多的人物和齐头并进的情节线索中，广泛而自如地反映纷繁错综的生活的本质和人物极其丰富的生活。象托尔斯泰一样，茅盾对大场面作了细致的描绘，线索虽多，但不庞杂，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战争与和平》的开头，在贵族沙龙里，作者在描写当时欧洲紧张的政局和俄国上层对拿破仑的仇视情绪的同时，引出几个主要人物亮相；《子夜》的开头与之颇为相似：在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家的门厅里，前来参加吴老太爷丧事的人聚了很多，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在这里登场。
茅盾还经常在创作经验谈中引用《战争与和平》中的某些章节，说明它给作家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深远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各国的小说，长篇史诗在许多方面都受到《战争与和平》的影响。竭力描写自己国家的历史进程，自己人民在民族存亡关头的作用，对于追随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东方各国的作家来说，《战争与和平》就是标杆。
从茅盾的另一部作品——中篇小说 《三人行》中，很容易看到托尔斯泰作品的人物格局。
《三人行》塑造了三个大学生——许、惠和云。许正派而敏感，在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后，先与命运游戏，后又愤然去作个人复仇，最后惨死。惠是个罗亭式的理想家，对革命抱有幻想，但当革命真的来临，他又退避三舍。云——作品的第一主人公是个实际的青年。经过种种风风雨雨之后猛然觉悟，怀着改造这个世界的执着信念，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人的行列。这三个人在生活的大潮中，因各自信念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归宿。
《战争与和平》里也有三个不同的主要人物——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公爵、尼古拉·罗斯托夫伯爵和彼埃尔·别祖霍夫伯爵。他们三人也是因不同的信念，走上不同的道路，得到不同的归宿。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又有三个不同的贵族——卡列宁、奥波浪斯基和列文。卡列宁失败的婚姻、奥波浪斯基苟合的婚姻都是列文美满婚姻的衬托。象托尔斯泰的理想主人公一样，茅盾的正面主人公总是处在灵与肉的冲突中。
托尔斯泰，巴金倾心你的“忏悔意识”
巴金经常深情地谈到《复活》，而很少谈到《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主要是因为，巴金颇为欣赏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而这在《复活》里表现得最为突出。
下面我们通过巴金的《家》和《新生》，来看看巴金小说中的 《复活》的痕迹。
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深受《复活》的启示。在《激流》总序中巴金一开始就讲到最初他读《复活》，悟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道理。《复活》男主人公对垂死旧制度的彻底批判态度，为本阶级赎罪的精神打动了巴金的心。《家》中的觉慧是个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他象聂氏一样经历了灵肉冲突，萌生出悔罪和赎罪意识，但他是“为上辈人赎罪”，这点不同于《复活》的男主人公。象聂赫留道夫远走西伯利亚一样，最终觉慧战胜了丑恶的“肉”——罪恶社会的缩影，即自己的家庭，离家出走，在崇高的“灵”——革命的感召下，放弃一切，汇入时代的激流。
这种灵肉冲撞导致的赎罪意识，在巴金的其他作品中也占据着主导地位。
《新生》（1932）的主人公李冷有着和当时知识青年一样的内心矛盾与苦闷，爱与恨、生与死的心灵探讨时时困扰着他。最终是爱使李冷抛开个人主义，毅然献身革命，甚至临牺牲前，虽想到自己的躯体将要消灭，但坚信自己不会灭亡，坚信死会给自己带来新生。仅就《复活》十分相像的书名《新生》，就不难看出巴金对托尔斯泰的倾心。巴金甚至在小说结尾处，也象《复活》一样，直接引用《约翰福音书》里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也正是托尔斯泰最爱引用的话。
上述这些地方都显示出《复活》的深刻影响。
以往的一般读者都认为，巴金与俄国作家中的屠格涅夫和赫尔岑最为亲近，而与托尔斯泰没什么关联。但近年来有研究者发现，巴金受过托尔斯泰的不少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是更为内在、深刻的联系。巴金晚年越来越接近托尔斯泰。他一谈到外国作家的影响，总要提到托尔斯泰给罗曼·罗兰的信，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对人类进步有所帮助——托尔斯泰这一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对待艺术的本质、艺术家的使命等态度上，巴金确实与托尔斯泰息息相关。
托尔斯泰，你的 《复活》在中国“复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由思考如何改革社会转向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人民战争。由于时代的需要，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政治化和革命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但托尔斯泰仍受到作家们的喜爱和效仿。原因在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尤其是《复活》，对下层民众的苦难寄予深切同情，这能激发中国人民的情绪；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一系列忏悔主人公——伊尔倩耶夫、奥列宁、彼埃尔、别祖霍夫、安德列·包尔康斯基和聂赫留道夫，成为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历程中非常及时的参照系。在这种需要下，田汉和夏衍分别将《复活》改编成剧本，搬上中国的话剧舞台，收效极佳。
1936年，由田汉改编的话剧《复活》在南京首演，大受欢迎，因为这一作品已经彻底中国化、抗战化了。玛丝洛娃替代了第一主人公聂赫留道夫。剧本重点突出她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遇中觉醒，在她同狱的政治犯——革命者的启发和感召下加入反抗者的队伍；而在原作中，玛丝洛娃受到的是上帝的启示和诱导。从田汉的《复活》中，人们读到的是国难和反抗，而不是基督教义中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话剧《复活》大大鼓舞了当时人民的抗日斗志和反抗黑暗的信心。
1943年，夏衍的改编本《复活》问世。与田汉所不同的是，夏衍重点突出了主人公聂赫留道夫及其他一些人物对本阶级的逆动。这样改动的旨意在于说明知识分子自身改造，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重要性，也就是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彻底“工农化”。
这两部中国特色的 《复活》充分表明，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当时以“复活”自我、走向新生为目标而作出了巨大努力，付出了巨大代价。
托尔斯泰一生关注的是“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还是憎”这类问题，并在作品中锲而不舍地苦苦追寻答案。“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普遍讨论的也正是这些问题。这一点也正说明，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普及性和影响力。
托翁，你的世界很精彩
今天，当回望八十多年来托尔斯泰与中国的关系时，我们发现，若论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各个时期的传播广度及其受欢迎和重视的程度，《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家庭幸福》和《克莱采奏鸣曲》等道德题材的小说最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这些作品饱含的道德力量对中国影响最大，其中的原因笔者已在前面几部分作过详细分析，不再赘言。
善于吸收东方古老文化精华的托尔斯泰，使他的学说带有大量的东方成份、中国色彩。他的作品，作为他的思想学说的载体，反弹回中国，就难怪中国读者大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惊奇感和亲切感了。
中国读者被托尔斯泰感动——他们从一个俄国高等贵族实现平民化的历程中，看到追求自我完善的神奇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赞赏托尔斯泰“为人生”的艺术—一他们象托尔斯泰一样，身体力行，苦苦探索人生意义；中国的现代作家感受到托尔斯泰艺术世界中强烈的道德感——他们在“五四”之后努力向传统的“文以载道”回归；中国的当代作家们仍重视托尔斯泰的道德主义——中国当代文学中大量出现的“正面主人公”，恐怕就来源于托尔斯泰的道德主体。
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几千年来“士”或“士大夫”继承和维护的这一传统，在“五四”时期仍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延续，只不过在“民主与科学”的旌旗摇荡、大反传统文化的四面喊声中，这一传统潜伏在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