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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看，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意识。
自托尔斯泰传入中国，中国人对他的译介、研究远远超过对其他俄国作家的关注。
我们前面说过，托尔斯泰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同我们民族的传统意识较一致，他的道德主义、“忏悔意识”与“五四”时代刚刚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需求相契合，他对宗教正统思想、教会的伪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无情的批判力量正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需要……这一切说明托尔斯泰在昨日中国的影响是说得通的。
前辈们如此钟爱托尔斯泰，并不等于我们也必须象父辈们一样。今日的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会不会讨厌这个爱“侃”的俄国老头呢？我们有理由这样想，因为时代毕竟变了，不同世代之间的感觉往往会有较大的差距；我们应该这样想，因为托尔斯泰不同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早已跨越国界、跨越民族，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畴，在世界产生过而且正在产生着非文学的影响；我们早该这样想，因为在这样一位世界级的伟大作家身上，肯定具有世界公认的代表人类共通性的某些恒定的东西。它是什么？
国门洞开，八方风来。中国人在发出“世界真奇妙”感叹的同时，带着新思维、带着新眼光重新打量起我们所熟悉的固有的一切。当代读者讲求多向思维、多向选择，而托尔斯泰的世界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广阔天地。
重新拜读托尔斯泰，我们恍然大悟，托尔斯泰这么具有“超前意识”：一个多世纪前他就将目光从令他失望的西方移开，投向梦醒时分的东方。果然，二十世纪的今天，他不迷信的西方文明开始放下架子，东进取经来了。托尔斯泰料到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个文明都不能千秋万岁。重读拜读托尔斯泰，我们猛然发现，原来他身上还有这么多的“全球意识：”他的作品无一不是以俄罗斯生活为素材，但在运用这些素材时，他始终围绕着“改善全人类生活”这一圆心。我们竟能从他的作品中随时抽象出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哲学、宗教、法律、道德、政治等多方面的问题。这种凌驾于社会与时代意识之上的气质与才能，正是成为一个世界级文化巨人的必备素质。也许我们的前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只不过由于斗争的需要，大家一直都沉浸在发现他的“为人生”艺术的兴奋之中，还来不及评点、论说更深一层的东西。
沿托尔斯泰这条大河逆流而上，我们幡然领悟，俄罗斯文化中的“超越”因素原来就十分强大。没有它，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不可能在短短的一百年间，以令世人难以相信的程度，造就出一颗接一颗的巨星；以令世人吃惊的速度，创造出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相形之下，中国文化缺少“超越”因素，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的观念，中国文学太拘泥于“改良社会”、“批判现实”、“宣传主义”。我们少的正是俄罗斯文学那种既平易近人又超然大气的浩荡气势——平民意识加沙皇气派制造出的强大魅力。
站在与下个世纪交接的大门前，我们回望你这脚跨两个世纪的伟人——托尔斯泰，从中国人亲切地唤你作“托翁”之日起，你就成为我们可亲可近的师长与朋友。我们与你的神交比你的生命还长。你伴随我们度过“战争与和平”的风风雨雨，你使许许多多你的异国知音踏上“复活”、新生的旅程。
世代在一代一代地轮转，历史和文化在这轮转中变易……人事无论怎样代谢，难得的都是像你这样的朋友。
契诃夫——你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
象冈察洛夫一样，契诃夫 （1860—1904），这位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最后一个巨匠，也曾到过中国。
契诃夫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兴趣。1890年，在前往沙俄最大的苦役场——萨哈林岛调查囚犯的监禁生活时，契诃夫路经我国黑龙江，记下了他当时对中国的印象。匆匆过客，浮光掠影。不过这也许就是一种预兆：在他身后八十九年间，他的作品长驱直入中国腹地，为大江南北的中国读者所接受、熟悉。
兼短篇小说巨匠和戏剧革新大师于一身的契诃夫，对于我国小说创作和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复杂又微妙。
跨越世纪，走近我们——契诃夫到中国
契诃夫属于最早一批被介绍到中国的俄国作家。
1907年，吴梼从日文翻译了契诃夫的小说《黑衣修士》。1910年，包天笑又将契诃夫的小说《六号室》（即《第六病室》）译介给中国读者，但包氏译文有许多夸张的引申，而这正是契诃夫故意不说，留有回味余地的一贯风格，也是他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独特体现。与此同时，契诃夫的两个短篇《戚施》和《塞外》被鲁迅与胞弟周作人收入他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但该集上下两册仅卖出二十本，其影响可想而知。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译成中文的契诃夫短篇作品还有：《庄中》、《生计》、《写真帖》。这时期，契诃夫作品的单行译本有两种，但这些译作都影响极小。这与“五四”以前的俄国文学译介在翻译文学中地位较低是一致的。“五四”以前，我国译者只对契诃夫作品中的短篇小说感兴趣，对他的剧作却冷落一旁。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翻译界对俄国作家作品的选择译介中。
契诃夫的作品被大量翻译介绍过来是在二十年代初。
1919年，沈颖发表了契诃夫《神学院学生》的译文。1920年，天津《新社会》连载契诃夫《唉，众人》的译文、《解放与改造》发表契诃夫戏剧《熊》的译文；同年，《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也发表几部契诃夫的译作，它们是 《戏言》、《犯罪》、《赌胜》和《阴雨》。
1921年，契诃夫的照片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小说月报》的《俄国文学研究》号外不仅刊载了他的照片和传记，而且还有他的译作——王统照译的《异邦》和邓演存译的《一夕谈》（《静诺奇卡》）。在这直接从俄文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丰收年里，俄国戏剧翻译异军突起，打破了译坛小说一统天下的格局。郑振铎将耿济之译的《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樱桃园》和他本人译的《海鸥》一并收入他编的《俄国戏曲集》。至此，契诃夫五个多幕剧中的四个都被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1923年，耿济之、耿勉之合译的《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出版，这是最早的一个契诃夫小说集，收入七篇短篇小说。1924年，瞿秋白译自俄文的《好人》发表。
1925—1927年间，北京出版了曹靖华译的契诃夫另一个多幕剧《三姊妹》和独幕剧 《蠢货》、《求婚》、《婚礼》和《纪念日》。这样，契诃夫的五部著名多幕剧全被翻译了过来，而且马上就有重版本出现，不止一次被搬上舞台。
契诃夫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之后，翻译数量和种类直线上升，越来越受到重视。在1917—1927年的十年间，单行本的俄国文学作品有六十五种，其中契诃夫十种，仅次于托尔斯泰（十二种）。二十年代以后，契诃夫作品的发行量愈发长盛不衰。
三十年代，赵景深从英文译出八集《柴霍甫短篇杰作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除小说和剧本外，契诃夫的传记、札记、日记及通信集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有好几个译本，如《宝贝儿》、《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一个小公务员的死》、《草原》、《樱桃园》等。四十年代，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都在中国名重一时。比较系统全面译介俄国名家名作成为许多译者的心愿，普希金、莱蒙托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契诃夫等作家的选集都被列入出版计划，但只有《契诃夫戏剧选集》出齐了六种译作。这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伴随着这些译作，四十年代涌现的一批文学、外语造诣均深的契诃夫译者逐渐为中国读者熟悉，象汝龙、曹靖华、焦菊隐、丽尼、满涛等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契诃夫的中文译者阵容相当强大，其中不少人是当时文坛上的知名作家、评论家——鲁迅、周作人、包天笑、徐志摩、傅斯年、王统照、瞿秋白、郑振铎……
四、五十年代是我国译介契诃夫的高峰时期。1950—1958年上海推出汝龙译自英文的二十七集《契诃夫小说集》，该集收入契诃夫中、短篇小说二百二十篇。
六、七十年代，我国大陆的俄国文学翻译跌入低谷。契诃夫也象其他俄国作家一样被打入冷宫。
八十年代，俄国文学翻译重新回到正轨上来。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建国以来的最大规模，根据俄文十二卷本《契诃夫文集》，推出十二卷《契诃夫文集》中译本。这是自契诃夫作品被介绍进入中国之后，八十多年来最有连续性、质量最精的契诃夫作品中译本。
通观契诃夫的创作，他的一些在中国版本最多的作品是《樱桃园》、《伊凡诺夫》、《三姊妹》、《万尼亚舅舅》、《万卡》、《套中人》、《第六病室》、《一个小公务员的死》、《变色龙》。其中，《一个小公务员的死》、《变色龙》这两部被列入世界短篇名著行列的作品，更为中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