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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只活到三十八岁。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中国之行始终是个遥远而迷人的梦之旅。
1837年，普希金离开人世，而就在这一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设立汉语教研室，这是俄国汉学史上的大事，也是中俄文学开始交流的俄方基地。这不知是历史有意的安排，还是无意的巧合。
看来，普希金注定要与中国结缘。
普希金，为你圆梦九十年
不知普希金生前会不会想到，他的作品圆了他的中国梦。
根据普希金专家戈宝权多年的研究，我国在1900年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一书，提到了普希金、克雷洛夫、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名字。到了1903年，普希金小说《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的中译本在上海出版。这是第一本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的俄国文学作品。小说以贵族军官格里涅夫老年时的自述回忆形式写成。青年格里涅夫在普加乔夫起义高潮时，奉命到边防要塞就职，中途为暴风雪所困，偶遇普加乔夫。普加乔夫三次救格里涅夫于危难之际，为答谢救助之恩，他送给普加乔夫一件兔皮袄。到任后，格里涅夫与要塞司令长官米朗诺夫的女儿玛丽娅相爱。不久，普加乔夫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要塞，杀死了米朗诺夫夫妇，格里涅夫被俘。普加乔夫念及旧情，不仅释放了格里涅夫，而且成全了他与玛丽娅的爱情。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以通敌的罪名逮捕了格里涅夫，将他放逐西伯利亚。玛丽娅为此只身前往彼得堡谒见叶卡捷琳娜女皇，讲明实情，格里涅夫得以赦免。原作有十多万字，译作仅存三万字，相当于原作的三分之一。除保留故事的基本情节外，译作对人名、地名、人物关系和故事的发展等，都作了较大改动，特别是叙述人称的转换。原作是以第一人称的自述口吻写成，译作改由第三人称重述。因为当时的中国读者还不能马上接受第一人称叙述这一新的手法。经过大改后的译作，更象当时我国流行的章回体才子佳人式的言情小说，丧失了原有的风格和完整性。
晚清和民国初年，继《俄国情史》之后，报刊发表的普希金译作还有《俄帝彼得》、《神枪手》、《棺材匠》，均为短篇小说。“五四”是俄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五四”以后的俄国文学翻译出现了一个直接从俄文翻译的译者群。同其他俄苏文学作品一样，普希金的一批作品被直接从俄文译成中文。沈颖，中国第一代直接从俄文翻译文学作品的译者之一，于1919年发表了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中的四篇。三十年代中期，随着第二代俄语译者队伍的壮大，普希金，这位诗人兼小说家的作品翻译，打破了只译小说的局面。成绩突出的是孟十还。除1937年翻译的九篇普希金小说以《普式庚短篇小说集》为名成集出版外，孟十还还译有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等十四首诗，收入《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同时期，俄国文学翻译家耿济之翻译了普希金的诗剧《石客》。
普希金恐怕不会想到，在他决斗身亡后的一百年，中国文学界给予他极高的礼遇。
1937年是俄苏文学翻译中的“普希金年”。在《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中除了孟十还的译作，还有王季愚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等十首诗、张西曼译的《酒神祭歌》、秦涤清译的《杜布洛夫斯基》；在《普式庚创作集》中包括克夫译的《渔夫与鱼的故事》、《牧师及其工役巴尔达的故事》；在《中苏文化》杂志《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号》上，登载有张君川的译诗五十九首、张西曼的译诗四首、宗群的译诗《囚徒》等。这些均直接译自俄文。此外，中国人还亲身感受到普希金祖国人民对他的热爱与景仰。1937年2月，戈宝权前往苏联参加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除在莫斯科参加各种活动外，还到列宁格勒访问了与普希金有关的地点，并到过诗人家乡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戈宝权将所到之处的见闻感受写成通讯，寄回国内发表。“普希金年”的各项活动与成果引发、激励了更多的译者致力于系统全面地译介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俄国名家名作。
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现了大量译自俄文的普希金作品，它们是：吕荧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1944年）、余振译的长诗《波尔塔瓦》（1946年）、磊然译的小说《村姑小姐》（1947年）、水夫译的小说《驿站长》（1947年）、梁香译的小说《暴风雪》（1947年）、余振译的《普式庚诗选》（1948年）等。1947年，《普希金文集》与中国读者见面，该集包括普希金专家戈宝权译的四十首短诗和故事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牧师和他的工人巴尔达的故事》以及林陵译的剧作《波里斯·戈都诺夫》。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普希金的译作得以再版。1970年重版了刘辽逸翻译的《杜布罗夫斯基》和梦海翻译的《普希金童话诗》。大规模地重印五十年代翻译的普希金作品是在八十年代初。查良铮翻译的 《叶甫盖尼·奥涅金》继1954、1955、1956、1957、1958年之后，于八十年代第六次重印。进入八十年代，为使普希金的作品在中国得到普及，中国文学界没有满足于已有的译作质量，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的译作，在译文质量上不尽人意之处很多，数量更多、文学性更高的新译作开始出现。1983—1984年，我国出版了几部普希金作品集：冯春翻译的《普希金小说集》，收入该书的许多作品是重译，如《上尉的女儿》在冯春之前已有四种译本、戴启篁翻译的《普希金戏剧集》，该书中的七部剧作有五部是首次翻译、汤毓强和陈浣萍新译的《普希金爱情诗选》、余振重译的《普希金长诗选》、刘湛秋新译的《普希金爱情诗选》和王智量重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六次译本）。
普希金也许更不会想到，为他圆梦的中国人并不满足于积极翻译他的作品，一方面不断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的普希金研究文献，另一方面努力建立中国自己的普希金学。
1983年，我国翻译出版了伊万·诺维科夫的长篇小说《普希金在南方》和阿格尼娅·库兹涅佐娃的中篇小说《普希金娜传》（中译本书名）。同年，张铁夫和黄弗编译的《普希金论文学》问世，书中除普希金本人的文章外，还收有同时代人的回忆；对中国读者来说，普希金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长期以来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由中国人自己写出的研究普希金的著作，却还很少。1983年出版了易濑泉和王远泽编辑的《普希金创作评论集》，该书的论文均由中国人撰写。王智量的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1985年）是俄国文学研究的新收获。书中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三篇文章对这部“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语）作了深入中肯的评析，得到评论界的高度评价。
在我国俄罗斯语言文学工作者一代代的努力下，中国读者从普希金作品中饱览了高加索的优美景色，领略到茨冈人的万般风情，体察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小人物”驿站长维林的内心痛楚，结识了俄国文学中一系列“多余人”形象的老大哥——奥涅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中又一个美丽女性——达吉雅娜身上俄罗斯性格的动人魅力。更为可喜的是，近年来，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中国普希金研究者们将比较文学方法引入普希金研究，使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与中国文学名著中的著名人物相识。于是，中国读者以新的眼光打量中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侯方域（《桃花扇》），从新的视角审度与奥涅金灵犀相近的贾宝玉。新的思维方式提供我们从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角度，着重探讨普希金与中国的关系。建国前和建国初期，就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成就最大、贡献最多的当首推外国文学翻译家、普希金研究专家戈宝权。
据戈宝权先生回忆，1932年他开始学习俄语，读过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正是普希金的作品把他引上了翻译和研究俄国文学的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戈宝权作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和参赞，在苏联生活过五年。这期间，他有机会广泛接触苏联的文艺界、作家和汉学家，并开始专门研究俄国作家与中国的关系。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戈宝权开始系统研究普希金与中国的关系，曾在《人民日报》、《文学评论》和《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普希金和中国》（1959年）、《谈普希金的〈俄国情史〉》（1962年）等多篇论文。通过这些文章，对普希金与中国的关系作了最初的梳理和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戈宝权阅读和翻译了普希金的许多作品，观看了许多根据普希金作品改编的戏剧，走访了苏联的许多普希金生活过的地方和纪念馆，参加过苏联和中国的许多普希金纪念活动。继1937年参加苏联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活动，五十年后又于1987年，在莫斯科大剧院参加普希金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活动期间，戈宝权应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在普希金与世界文学的研讨会上作了《普希金和中国》的发言；又应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之邀，为纪念会撰写了题为《我的普希金》的专文；还为苏联图书爱好者协会的文集《献给普希金的花环》写下《普希金在中国》的文章。同年，接受苏联文学基金会奖给的普希金文学奖金和奖状。1988年，七十五岁的戈宝权先生再次应邀前往苏联接受“苏联各国人民友谊勋章”，并参加了在普希金的故乡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举行的第二十二次全苏普希金诗歌节。
戈宝权先生所作的这一切增强了中国读者对普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