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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村举行的第二十二次全苏普希金诗歌节。
戈宝权先生所作的这一切增强了中国读者对普希金的了解和热爱，推动了普希金作品在中国的普及，为建立中国自己的普希金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普希金，梦里梦外缘未了
整整九十年前，普希金的作品以一部《俄国情史》率先传入中国。“五四”以后，他的作品在中国越来越广为流传。1937年、1947年、1949年、1979年、1987年北京、上海等地的社会团体都曾举行伟大诗人诞辰和逝世的纪念活动。迄今为止，中国有了普希金全部小说和剧作的中译本。普希金的名字早已为中国人民熟悉，普希金的作品在中国不仅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而且影响到当代作家们的创作。八十年代初，苏联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曾前往天津，与中国当代作家冯骥才作过一次长谈。冯骥才与李福清见面初始，便谈起了普希金。谈话间，冯骥才告诉李福清，青年时代的他常常一个人在家朗读普希金的诗作《致大海》。
普希金，你对中国的真诚向往，得到了同样真诚的回报。你用你的作品，我们用几代人的努力，为你圆了中国梦。
历史有时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让人不能不相信缘份这个东西。在普希金的后代中居然有人还有华人血统！——普希金的第四世孙女伊丽莎白·亚历山大罗芙娜·杜尔诺娃，于1958年与美籍华人罗德尼·刘结婚。罗德尼·刘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三代纯血统华人。现在他们定居美国，有五个子女。
如今，上海闹市区中一个幽静之处默立着普希金的雕像——中国大地上唯一一座俄国作家的塑像。
普希金，你不是已经来到中国了吗？
鲁迅说：最爱看的作者之一，是俄国的果戈理
1952年春天，著名作家丁玲、曹禹等人前往莫斯科参加果戈理（1809—1852）逝世百年纪念。途经乌兰巴托—蒙占人民共和国首都。机场上一位蒙古乘客走近曹禹等人，微笑着想和他们交谈。无奈他不懂汉语，我们的作家们也不懂蒙语，大家一时不知该怎样表达彼此兄弟般的友好。过了半天，蒙古朋友忽然问：“果戈理？”曹禹立即答道：“果戈理！”随后，他们没讲一句话，却各自掏出中文、蒙文的果戈理译本相互交换翻阅。蒙古朋友一边浏览着《死魂灵》译本的播图，一边热情地介绍果戈理作品在蒙古传播的情况。曹禹、丁玲等人虽听不懂，但也听得出那些熟悉的人物的名字。原来，这位蒙古朋友也是位作家，一路上中蒙两国的作家由于果戈理而成了朋友。
果戈理和他的作品不只是俄罗斯的国宝，也是全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果戈理早已跨出国境，走向世界。八十六年前，果戈理来到中国安家落户。
两篇佳作同一名—— 《狂人日记》
在中国，俄苏文学爱好者都会知道果戈理写的《狂人日记》，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些基本常识的读者不会不知道鲁迅也写过一篇叫作《狂人日记》的小说。仅从两部作品相同的题目，人们就会自然将两者联系起来。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将果戈理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也是译介果戈理作品最多的一位。鲁迅一生重视果戈理，甚至直接拿来果戈理作品的题目为自己的小说命名，其中最根本的的原因在于这两位文化伟人在思想和艺术上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为人生”又是两位现实主义大师创作的共同点。从鲁迅许多现实主义文学力作中，如《狂人日记》、《呐喊》、《彷徨》等，都可以看到果戈理作品的影子，中国现代文学也曾受到俄国这位批判现实主义巨匠的深远影响。
先来看看俄国的《狂人日记》。
1835年，在俄国农奴制危机四伏，人民潜藏的愤怒情绪日增的时候，果戈理以第一人称日记体形式写下了著名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主人公波普里希钦是一个地位卑微、收入菲薄的小职员，在社会上处处受到虐待和欺侮，连部长家的狗都称他为“装在麻袋里的乌龟”。他为上司的女儿而神魂颠倒，但渴望中的幸福却是如此遥不可及。他为失去了昔日的天堂和今日生活的权利而怨恨。求爱不成，波普里希钦就幻想当上校，做将军，想疯了的时候就自以为真的当上了西班牙皇帝，因为只有皇帝不必求人而被人求。这个以官阶、权势、金钱为生活目标的幻想狂最终成了疯子，并被投入监狱。他在日记中痛苦地悲鸣：“妈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借狂人之口，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对等级森严的沙皇官僚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再来看看中国的《狂人日记》。
时隔八十三年，1918年，在中国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鲁迅同样以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形式创作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内容对于中国读者是非常熟悉的，在此不再赘言。鲁迅的《狂人日记》已经成为我国统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保留篇目。对于它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评价凡是中学好好学过这篇课文的同学，大概都已烂熟于心。因踹了“古久先生陈年流水薄子”而遭受迫害致狂的狂人，是个勇敢的反封建战士。他最后的呼叫“救救孩子”实际上是鲁迅在呼吁社会来推倒封建主义的“铁房子”，呼吁社会拯救一代青少年。这种控诉不只限于对当时黑暗的社会，而是扩展到中国整个“吃人”的封建文化和思想。
大概由于同名的缘故，中国文学评论界特别爱在这两篇《狂人日记》上做文章。尤其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后，大家更是自觉不自觉地盯上了“果戈理和鲁迅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这一题目，把它看作中外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中最合适不过的范例。
据上海一位俄国文学研究者统计，中国人写的比较两篇《狂人日记》的文章不下二十种。到目前为止，笔者读过的这类文章就有十二篇，这还不包括比较果戈理和鲁迅时捎带将两者评论一番的论文。尽管读后的感觉是“英雄所见略同”，没有突破，但有趣的是，这类文章还在继续出现。将这些文章的观点归纳起来不外乎：共同点——社会大背景的惊人相似。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很多近似的国情；两位作家的思想观念息息相通。果戈理在他的《狂人日记》中深刻地描绘了俄国社会现实的黑暗，反映和表现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这一点正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新文化运动文将鲁迅的血骨一脉相承，与鲁迅“为人生”、为社会、为祖国的文艺观不谋而合；这两篇文章在表达方式上也极为一致。鲁迅叹服果戈理的“写实”本领，从这里找到了自己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最佳方法，以便从根本上揭露出社会黑暗的本质，“引起疗救的注意。”两者的不同点，或者说鲁迅的超越与创新在于——鲁迅的 《狂人日记》在主题思想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刻划和艺术风格的体现上更胜一筹。你看，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对俄国官僚等级制度的揭露和鞭挞虽然有力，但不是针对整个专制农奴制度；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暴露了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毒害，而且矛头直指整个“吃人”的黑暗社会。更深刻！俄国狂人是个卑微、猥琐、只关心“我”的小人物，最后只能无助地向妈妈发出悲泣；中国狂人是位“真的猛士”，他经过社会学家般的认真研究，发现这千年的历史便是一场人肉筵席，发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这救世主般的呐喊。更英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作者在揭露讽刺官僚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时，对小人物也只是一般性的揶揄；鲁迅的 《狂人日记》以悲剧贯穿始终，荡气回肠，类似“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的剖析直刺要害。更犀利！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的俄国老师有局限性，果戈理的中国学生有思想高度。纵观这些观点，归根结底大都紧抓鲁迅自己的一句话不放：“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忧愤深广。”
截止到八十年代末，我国对两篇 《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还停留在非要比出谁高谁低的水平。从当代中国读者的知识结构、鉴赏能力、审美要求等方面衡量，这类评论恐怕真有点象“陈年流水薄子”。进入九十年代出现了直吐新言的“真的猛士”。王志耕在《果戈理与中国》一文中就果戈理和鲁迅的 《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指出，以往对作品的比较总是从先入的主题和表层形式的异同进行，而忽略了从文学艺术本体和制约着其表现形式的深层要素入手。该文认为，如果按旧的研究套路，“两篇《狂人日记》几乎没有相通之处”。作者在对这一观点作了详细阐述后强调，“叙事结构，文化意识和哲学观念的不同就是两篇《狂人日记》最主要的联系”。王志耕的文章给我们多年来不厌其烦地就两篇《狂人日记》做的比较研究以一个新说法，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看得出，在果戈理的所有佳作中，中国人对《狂人日记》始终有所偏爱，这真的要感谢鲁迅大胆的“拿来”。前面我们提到，鲁迅非常重视果戈理。的确，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鲁迅翻译介绍了众多外国作家的作品，果戈理及其作品占有显著的位置。所以说鲁迅对果戈理情有独钟，绝不仅只反映在对《狂人日记》的借鉴、模仿上。
《死魂灵》——鲁迅晚年花
心血最多的一部译作
是鲁迅慧眼识珠，将果戈理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之作推到中国读者面前。《死魂灵》的翻译工作是鲁迅晚年在“冷汗不离身”、“象做苦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