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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到了一个世纪末。对于时间推移一向敏感的现代人，已经开始立足现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文学往往是人类思想感情的最好记录。翻开上个世纪——十九世纪的世界文学史，整整一个世纪，俄国文坛群英辈出，令举世惊叹：风景这边独好！人们对普希金的良好开端欣喜不已，对托尔斯泰的极顶辉煌赞美不绝，但不知能有多少人会对契诃夫那别具一格的收尾倍加欣赏。
俄国文坛最后一位巨匠——契诃夫，以他四十四年的短暂人生，为这一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学划上了句号。这个句号如同他的作品一样，隽永深远、意犹未尽。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永久魅力正是蕴含在这余音袅袅的回旋曲中……
在中国，谁不知道高尔基？
高尔基（1868—1936）是中国人民、中国作家的真诚朋友。他与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密不可分。
回眸远望，“以俄为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们曾在“海燕”精神的感召下，高声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遥想当年，从解放区、国统区走出的一批青年，带着“母亲”的厚爱，昂首步入暴风雨洗涤出的新世界，决心为新生的共和国绘出一幅红色苏联式的蓝图。曾几何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天骄，怀揣“童年”的梦想，欣然闯入“我的大学”——在广阔天地百炼成钢，而今“在人间”担当起撞击二十一世纪大门的不可替代的力量。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中，叠加着高尔基的影子。
春去秋来，朝夕交替。
经历过风风雨雨，高尔基的名字始终与中国人民相伴。
高尔基——“中国革命的导师”
中国的伟大淳朴的人民，中国的革命力量深深吸引着高尔基。
1900年，在给契诃夫的两封信里，高尔基表达了自己渴望能到中国旅行的心情。
1909年，高尔基在中篇小说《夏天》中塑造了中国人民的美好形象。在他眼里，中国农民具有辛勤朴实、爱好和平、反对不义战争的传统美德。
1912年，辛亥革命后的一年，高尔基致信孙中山，热情赞扬孙中山是“中国的赫尔古烈士（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1932年，以高尔基为首的革命作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等，致电中国人民，严正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蒋介石反动派压迫国内人民。
1934年，高尔基带头倡议，与阿拉贡、阿·托尔斯泰等世界名人共同发出呼吁，抗议日本侵华行径。
逝世前夕，高尔基仍然关注着中国红军和东北义勇军的情况，预言“他们是好样的，是一定会成功的！”
当我们在政治的低压下苦闷徘徊的时候，高尔基总是雪中送炭。中国人民不仅对他的作品深怀崇敬，而且也一向视他为精神上的兄弟、同志。
1933年，邹韬奋流亡到莫斯科后不久，写信给高尔基，表达了他的敬慕，希望能见到这位伟大的作家，还准备把他编译的 《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亲自送给高尔基。
1935年6月，在莫斯科红场上全苏联体育大检阅时，作为驻苏记者的戈宝权有幸看见了高尔基。
1936年6月，一代文豪高尔基与世长辞，戈宝权又在红场上参加了他的葬礼。
在江西瑞金——中国的“红都”，中英苏区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大会上，高尔基曾被选为名誉主席之一。
在延安，人们以各种形式多次纪念高尔基：专题报告，见过他的人谈印象、朗诵他的作品，编演他的《母亲》……
当高尔基生命垂危的消息传到中国时，成立不久的文艺家协会正在上海举行会议。会议通过的第一项决议是致信慰问高尔基。
三、四十年代，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中间十分流行。当时由于随身携带高尔基作品而被捕的事时有发生。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高尔基的作品出了被禁，禁了又出、不同的版本以顽强的精神，源源不断地，甚至改头换面地印行。
多少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把高尔基视为雪中送炭的朋友、心灵上的知音。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心目中的高尔基有些变形，但他给予中国读者，特别是“五四”以后的进步青年以相当广大和深刻的影响。
高尔基走遍中国大地
高尔基作品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进入到中国，至今已有八十六年的历史。
1907年，吴梼从日译本重译了高尔基的《忧患余生》。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是高尔基作品的最早中译。
1908年，留日中国学生在东京出版了高尔基的短篇名作《鹰歌》（即《鹰之歌》）的中文节译。
1916年，上海推出高尔基的小说《廿六人》（即《二十六个和一个》）的中译。
1917年，周国贤（即周瘦鹃）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意大利童话》中的第十一篇《大义》，在上海出版。译文前有一段题为“高甘小传”的作者简介。
上述四种译文均不是直接译自俄文，介绍也十分简要。它们是我们所知的“五四”运动前中国最早的高尔基作品的中译。
我们认识到高尔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从而开始大量认真地介绍翻译他的作品，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
最初，高尔基的作品以各种短篇不断地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1919年，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鲍列斯》（即《他的情人》）由胡适翻译发表。1921年，郑振铎译的《木筏之上》以及孙伏园、沈泽民、胡根天等人的高尔基其它译作，被陆续刊登在这一年的《小说月报》上。1923年，第一篇直接由俄文译成中文的高尔基作品—— 《意大利童话》第十三篇“劳动的汗”，经瞿秋白翻译问世。在这之后，高尔基的短篇作品被陆陆续续翻译过来，从未间断，在《小说月报》、《中国青年》等文学刊物和革命刊物上经常亮相，开始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和喜爱。
经过1925年—1927年的革命，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中篇和长篇小说以及其他体裁作品的译文更是层出不穷，主要形式是单行本。
1927年，李兰翻译了《胆怯的人》（即《福马·高尔杰耶夫》），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高尔基长篇小说，也是高尔基的第一部长篇。
1928年，上海推出三种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作品集，即宋桂煌的《高尔基小说集》朱溪的《草原上》和郑效洵的《绿的猫儿》。同年，洪灵菲移译了《童年》的第六章，定题为《沉郁》。从此，翻译高尔基的作品便成为文坛的风气。
1929年，陈勺水从法文转译了十月革命后高尔基的代表作《日记片断》。
这样，在我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初具规模。中国读者开始领略高尔基多方面的创作天赋。
三、四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最大的时期。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瞿秋白、柔石、冯雪峰、周扬、夏衍等，都是高尔基作品的积极译介者。
这一时期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高尔基的各类体裁的作品翻译明显增多。象小说、剧本、回忆录、政论、文论等的中译本，以单行本的形式连续不断地问世。到了四十年代末，高尔基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而且出现了一作多译，一书多版的情况。譬如《童年》在1930年—1948年的十八年间，共有六种译本；剧本《在底层》曾有译自日文、英文、俄文的八种不同译本，分别以《夜店》、《下层》、《深渊》等为名；《和列宁相处的日子》有过六种译本；广大中国读者熟知的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小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都出现过两、三种以上的不同译本。许多重要作品的译作一版再版，象夏衍译的《没用人的一生》、姚蓬子译的《我的童年》、巴金译的《草原故事》（即《草原集》）都有四、五版面世。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自己翻译、编选、出版的高尔基著作选集和文集有不少种。例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黄源编的《高尔基代表作》、巴金编的《高尔基杰作选》、杨伍编的《高尔基文学论文集》等。高尔基逝世的1936年，上海推出六卷本《高尔基选集》，该集是这个时期收有高尔基多类作品的一种重要的多卷本文集。这一年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共出了三十四个版次。那个年代，出版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发行高尔基作品有利可图，而在这一表象的背后，是广大中国读者对高尔基的迫切的需要。
1928—1937年，是俄国文学翻译活动十分活跃的年份。苏联文学作品的译数迅速上升。高尔基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他的作品初版数达四十四种，超过任何一位旧俄作家 （屠格涅夫三十种，契诃夫二十种，托尔斯泰十四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四种）。
三、四十年代，根据高尔基小说、剧本改编的话剧，同样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由柯灵、师陀从《底层》改编的话剧《夜店》，在上海公演后，反响极佳。由田汉改编的《母亲》、王元美改编的《小市民》、焦菊隐导演的《夜店》等，均成为在中国剧坛风靡一时的高尔基戏剧作品。
五十年代以前，所有高尔基各类作品的译本，在今天看来，很多是不完善的，有的甚至非常粗糙。但在过去，即使是很差的译本照样也有销路，这说明基于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国读者对于高尔基作品的需要十分迫切。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一直非常重视高尔基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的二十卷高尔基文集，已于1986年全部出齐。该集成为我国介绍外国文艺名著发行量最大、最受重视的一种。
通观我们对俄苏文学的接受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