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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大众、青年知识分子、大小军阀、政客、各种资产者。
茅盾认为高尔基处理题材的角度很独特，对自己很有影响。高尔基是从“人的心灵运动”的角度来挑选、组织材料，因此构成高尔基作品的主脉材料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欲望、意向、观念之间的冲撞，人物心灵深处的矛盾和人物之间在心理、思想、道德情感的横向联系中的纠绊。
同高尔基相似，茅盾重视社会精神生活的流程，将人物放到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从人物的心灵运动中折射出生活的变动。这也是茅盾小说艺术的重要特色之一。作为小说家的茅盾，心理描写不只是刻画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而是反映生活本质的一种方式，甚至就是生活本身实实在在的内容。
在《子夜》中，茅盾让吴荪甫在几条战线上奔波往来，让他不断地随公债投机、企业活动和家乡事业等多方面的胜利和失败的波澜而起伏。在时而兴奋、时而忧虑、时而镇定自若、时而急躁不安的复杂心理活动中，将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展现给读者。在《幻灭》中，茅盾让章静始终处于兴奋和幻灭不断交错的心境里，通过对她跌宕起伏的心理动态的揭示，反映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和命运。茅盾其他的小说，象《动摇》、 《追求》、《腐蚀》等都鲜明地体现出茅盾刻划人物心理时的高尔基式的大手笔，探索人物内心的奥秘、人物心灵深处的矛盾，意在揭示这些冲突的社会性、时代性，进而表现特定时期的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的典型特征。
巴金——“燃烧的心”
三十年代初，巴金就翻译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后来他又编选了五卷本
《高尔基短篇小说集》，该集收有他自己的译作。
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几乎同时起步的巴金，在翻译高尔基的早期作品时，开始尝试写短篇小说。巴金曾表示，他特别喜爱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高尔基短篇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样式曾给予巴金很大的启迪。巴金多次提及《伊则吉尔老婆子》中的勇士丹柯，极为欣赏高尔基身上的丹柯精神：以“燃烧的心”驱散黑暗和愚昧，为人类照亮光明前途。巴金也是个极富激情的人，有着一颗炽热的心，渴望“把心交给读者”，向读者直接倾吐“奔放的感情”这就使得巴金很快从高尔基作品中，找到了最适于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艺术形式，即第一人称的小说样式。这一叙述角度便于和读者交心恳谈、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灭亡》、《春天里的秋天》、《家》、《寒夜》……无不让读者感到巴金那颗“燃烧的心”。
从这一点上看，巴金准确地抓住了高尔基创作个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文如其人”。我们能从高尔基的作品看到作家的善意真诚，我们也能从巴金的小说中感受到巴金的诚恳直率。巴金喜爱高尔基的作品，也是因为高尔基诉诸作品强烈的感情，并赋予这种感情以淋漓酣畅、力度十足的艺术表现。
象高尔基一样，巴金也擅长以情动人。这一点源自感情的积累，更是得益于两位作家思想的深度。没有高尔基的深厚博大的人道主义、平民意识和他对重铸民族灵魂的关注；没有巴金的民主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深情，以及他对光明和正义的执著追寻，他们的炽热情感就会缺少底劲。
高尔基在中国：耀眼的明星
三、四十年代，对高尔基的评价文字和翻译在量上压倒其他任何外国作家。这一绝对的优势表明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对高尔基的兴趣及热情。
这股热情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那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处在为新生的共和国献出一切的高昂情绪中。红色苏联——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崇敬、效仿的楷模。在这样的时代中，高尔基和他的作品受到格外的推崇。
在1949—1966年的十七年间，纪念性、回忆性、介绍性的评介高尔基的文章占绝对优势，但有份量的不多，大多数内容都很空泛，真正属于研究性质的论文很少。另外，研究课题的选择面十分狭窄。即使有关高尔基的研究著作，绝大多数不是撰写，而是翻译或编译。
这一时期我们对高尔基的评介有两大特点：竭力突出高尔基的革命意识、政治斗争意识；有意强调高尔基的“人学”思想，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十七年间的社会氛围，前一种倾向占压倒一切的优势。
评论者们一窝蜂地涌向高尔基的少数几部作品，象《母亲》、《海燕之歌》等。大家乐此不彼地反复阐释这些作品的政治意义，对现实斗争的指导作用，却对高尔基的创作整体视而不见。可见，三、四十年代我国文学界对高尔基的偏识还在起着作用。
这样，通过评论界以偏概全的引导，在一般中国读者视野里高尔基是一位以文学创作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典型，是一位善于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作家，又是一名俄国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歌手。这一强大的宣传导向甚至影响到“文革”前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记得我们上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精神文化生活少得可怜。在翻来复去读的几本小人书中，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从那里我们这代人知道了：高尔基从一个苦大仇深的流浪儿，成长为一个“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给我们的印象不过是只会像海燕那样高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之类口号式的话。
从五、六十年代我国对高尔基的评介、研究可以窥见，这个时代造就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明显具有接受与服从的特征，它使一代人丧失了旺盛的创造力和灵活的理解力。
但是也有冲破禁忌的特例。有一些评论者力求从整体上把握高尔基思想与创作的特质，着力强调高尔基“人学”思想、人道主义精神——这一代代相承的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
1950年出版的肖三的著作《高尔基的美学观》，是我国系统阐述高尔基美学思想的首部专著。该书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高尔基创作的精髓。
1957年，钱谷融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联系当时文坛的实际，把高尔基文艺思想的核心与反对极左文艺观念相联系，很有意义，但可惜的是，这一关于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思想的探讨，没有引起评论界去进一步研究高尔基的文学观。
1962年，继钱谷融之后，吴泰昌发表了《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辩》。该文认为文学是“人学”，属后人的误传，并非高尔基本人的原意。高尔基只是把文学当作“人学”或“民学”的源头。同年发表的许之乔的《“人学”短笺》持相反的观点。文章指出，高尔基确曾称文学为“人学”。“文学是人学”集中体现了高尔基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文学是人学”的问题触及到文学的本质、目的、作用等敏感的区域，统因此许之乔的文章的观点也没有得到我国评论界的普遍接受。
粉碎“四人帮”后，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从1977年—1987年的十年间，我国各报刊发表的高尔基研究论文近二百篇，还有一些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高尔基研究专著和普及性的小册子问世，象陈寿朋的《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高尔基创作论稿》，谭得伶的《高尔基及其创作》。长期锁国，与外界情况隔绝，一旦开放便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这时，苏联及其他国家高尔基研究专家们的论文、专著也被译介过来。谭得伶的《高尔基学简论》一文，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高尔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薛君智的《英美的苏联文学研究》，介绍了西方学者对高尔基的评论。
这些成果，给复苏不久的高尔基研究提供了一些新信息，对干我国研究者有所参照与启发，但长期的思想禁忌久已渗透在我们的文学观念、研究方法和思维套路之中，因此这些信息引起的反馈面并不大。
中国的文学界、评论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更新着观念，急步走进世界文学的潮流。种种变迁也在深化着人们对于高尔基的认识与理解。
1980年，刘保端以《高尔基如是说——“文学即人学”考》一文，激起关于“文学是人学”的又一轮探讨。文章同意吴泰昌1962年提出的观点。李辉凡针锋相对，以 《我国高尔基文艺思想研究中心的几个问题》和《论高尔基的人道主义》两篇文章，强调不必去深究高尔基是否说过“文学即人学”，重要的是从他的多次言论和整个创作思想去思考。李辉凡还建议今后最好将“文学即人学”这一用语改为“文学是人学”。继而，吴元迈又撰文进一步阐明：高尔基在谈论文学是“人学”时，并非一般的人学，而是艺术领域的人学。李辉凡、吴元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基本上得到评论界认可。
随着文学视野的扩大，文学交流的加强，我们的高尔基研究的领域也得到了开拓。研究者开始涉及以往未敢涉足或未予深入探究的一些问题。陆人豪注意到高尔基重视批判小市民习气；张羽对于高尔基著作中的造神论观点加以探讨；李辉凡深入考察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
进入八十年代，伴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一些研究者把比较的方法引入高尔基研究。有不少文章专论高尔基与列夫·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俄苏作家的关系；还有一些将高尔基与鲁迅、茅盾、郭沫若与中国作家加以比较。这类论文尽管深度不一，但都具有锐意求新的特点，是对我国长期单向化的高尔基研究的一种反拨。
高尔基在中国：“门前冷落鞍马稀？”
曾几何时，中国许多作家、评论家把翻译和介绍高尔基的作品当作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