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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在中国：“门前冷落鞍马稀？”
曾几何时，中国许多作家、评论家把翻译和介绍高尔基的作品当作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当作自己的战斗任务之一。
多少年来，我们自以为已经很了解高尔基——“中国革命文学的导师”，其实不然。正如叶水夫在1981年大连高尔基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中所说：“高尔基研究虽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弄清楚的问题还是不少的。”但这种状况至今仍未有多大改观。个中原因也许恰似约翰·班扬说过的一句话：“我因为背上的重负，不能够按我要求的速度那样走去。”
在高尔基研究的领域，大家都迫切地感到需要新的经验，但又往往欣赏旧日经验的安全。
近几年，在中西文学交流势不可挡的总趋势下，惯于顺从的中国人似乎对一切已有定论的外国作家，都要重新审视、重新评判。这是可喜的现象，因为在历次政治浪潮中，我们大多习惯的不是独立思考，而是按一种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某个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丧失了自我。
对待高尔基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经红极一时、被我们偶像化了的高尔基，在意识流、朦胧诗、黑色幽默、荒诞派面前，显得落伍了，大有“门前冷落鞍马稀”之势。人们把对极左文艺路线、庸俗社会学的厌烦情绪统统倾泄到高尔基身上——有的大学教师不愿谈高尔基，有些研究者不愿谈高尔基与中国作家的影响关系，某些作家不屑一谈高尔基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一沾高尔基，好象就有很不情愿的感觉。这种引导致使一般读者也对高尔基产生厌倦心理。
看来，“非此即彼”的传统认知方法是根深蒂固的。更新文学观念、转换观察视角、深化具体研究并不仅是肯定过去被批判的作家，或是否定以往被肯定的作家。
其实，高尔基的思想和创作，就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世界。作家的精神世界广博而深邃，作家的艺术追求多元化、立体化、远非《母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能够代表的。
令人高兴的是，我国评论界已有人潜入高尔基艺术世界的深层，进行大胆突破。如汪介之的论文 《高尔基与中国》就力图公正客观地考察高尔基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弥补庸俗社会学对高尔基的贬毁，向中国读者呈现一个不被拔高的高尔基，奉献一个丰富多采的高尔基世界。“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矛盾激化、风云变幻的十九世纪，是俄国文坛英豪辈出的年代。从普希金开始，一个又一个文学巨匠，使得历史并不长久的俄国文学迎头闯入世界文学的浩荡潮流。托尔斯泰创造出极顶的辉煌，留给后人一个难以达到的高度。
旧路已经走到尽端，必须另辟新路。“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高尔基从十九世纪跨进二十世纪，将俄国文学领入苏联文学。作为俄国斯民族文学的当然继承人，高尔基向世界显示：苏联文坛雄风犹在。
时光流转，代代年年。
从1907年——1993年，从戈厉机——郭尔奇——高甘——高尔基。八十六年过去，高尔基在中国的命运，正如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历尽坎坷，一度辉煌、一度黯淡。相形之下，辉煌的时期毕竟更长。
我们不企望任何一个作家在他的祖国或是其他国度，能够永远辉煌。但也许将来会有一天，高尔基在中国再度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