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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靠同乡同学的关系秘密发展的。自以为接受再教育之后进步显著的我，又挨了当头一闷棍。
以我当时的觉悟水平和认识能力，的确无法看到曲折道路前面的光明前途，的确无法听到“于无声处”即将炸响的惊雷，我只感到置身于大黑暗与大空虚之中，无涯无际，没有尽头。有人说，死亡构成了人类不可逾越无以替代的终极之苦。然而我在文革后期不仅求生不得，而且求死也不成——一因为求死就是背叛革命，罪加一等，会掘墓鞭尸，株连九族。正是在这种生死两难的情况下，鲁迅著作成为了我人生的支点，成为了暗夜中仅存的一盏孤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充满辩证法的人生哲理，激励我反抗绝望，“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激励我效法《秋夜》里的那株枣树，用受伤的枝干铁似的直刺夜空。俗语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夕，因为偶然的机遇，我被调进了鲁迅博物馆新设立的鲁迅研究室，无意于追求专家美名的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所谓鲁迅研究专家。所以，我衷心感谢使我绝处逢生的新时期，衷心感谢使我晚年有幸躬逢盛世的新时期！
打倒“四人帮”之后的二十三年几乎全是在书斋中度过的。迄今为止，我出版的专著有十余种，编选的书籍有数十种。如果抛开质量，只论数量，这些书摞起来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然而，这“等身”的著作中能够传诸后世的究竟能有多少呢？我说不清，只能留待岁月的流水去淘汰筛选。不过，我坚信，在学术日趋泡沫化的今天，在有人“板凳不坐一回冷，文章敢写整篇空”的今天，我这些枯涩的文字总会有或多或少的部分能汇入绵延不绝的学术长河，浇灌未来岁月里将不断向纵深拓展的学术园圃。因为我治学的原则是存真求实，而真实的东西生命总是不会枯竭的。想到这些，一贯有“大限意识”的我多少会因自身存在的些微价值而感到欣慰。
近二十余年来，我除开像码字工一样码出了一些“有字之书”之外，还在两部“无字之书”上倾注了不少心血：这两部书一叫“学术讲演”，二叫“学术活动”。
大约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我就应邀到很多单位宣讲鲁迅：从机关、工厂、中小学到高校、科研单位，从国内到国外。至今为止，讲演的次数不下几百场，讲题不下几十个，但大多没有留存完整的讲稿。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每次会场的气氛都是比较热烈、比较活跃的。鲁迅说，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受这一观点的启示，我讲演时不仅观点比较明确，而且有意援引一些准确而生动的事例，因而能够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我平生最厌恶、最渺视那种搞理论花架子的人，写文章忌讳装腔作势，浅入深出，讲演时当然更注意追求学术性与生动性的统一。我虽然没有出版过讲演录一类著作，但我深信我的一些讲演能比较长远地留存在听众的记忆之中。
在组织鲁迅研究的学术活动方面，近些年也耗去了我的不少时间和精力。自从我主持鲁迅研究室的工作，特别是主持中国鲁迅研究会的会务之后，每年都要为确定一个中心议题而绞尽脑汁，都要为确定会址、筹募经费、安排会务而八方求援。作为国家一级学会，中国鲁迅研究会在册会员有七百余人，常年经费却仅七千元人民币。近四年来，由于社团处于整顿状态，经费一直截留，分文未获，迫使我不得不赤手空拳应付这种局面，维持一年至少一次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好在通过这种以文会友的学术联谊，发现了不少新人，引发了不少高论。这种学术收获，显然远胜于我个人发表几篇文章印行几本书籍。我想，我即使为此作出了一些牺牲，也是得胜于失，是非常值得的。
今年我已临近“耳顺”之年，作以上表白，是为了有人在我身后考核我学术成绩的时候，能够将我的上述两部“无字之书”也予以考评，考评分数的高低倒真无所谓。记得无人薛昂夫的散曲《正宫·塞鸿秋》中，有“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白如练”之句。我目前虽然还没有老到“两鬓白如练”的地步，但的确已经感到暮气十足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只要翻开书本或摊开稿纸，两张眼皮就会立刻开始互相吸引，抽烟、洗凉水、涂清凉油都无济于事。有人说这是男人更年期的现象，有人说是脑血管供血不足所致，有人说我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好在薛昂夫在《双调·蟾宫曲》中又说：“天地中间，生老病死，物理长情”。这是大彻大悟之言，因而面对老衰我并不感到恐惧。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是会在眼皮打架之时再翻翻书，再写点文章。为了形象地表现我目前的写作状态，特将这部学术随笔集命名为《倦眼朦胧集》，并冠以前言，以增进读者对我的了解，同时也作为对我已经流逝岁月的一点苦涩的忆念。
像早霞一样新鲜——读彭国梁近作
？ 彭燕郊读彭国梁真是一种享受，没有什么和这相似的享受。愉悦，不是寻常的愉悦。几乎是官能的，又绝不只是官能的，那里面分量最大的是思考激发的引力，愉悦于是属于精神，于是带上那有些严厉的拷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诗不就是这样的吗，为什么倒叫你惊奇了？他的诗好像天然的存在，天然有的。诗人又是干什么的？这个诗人彭国梁，他从哪里取来这些诗的？想回答，就思考吧，就再读，再读直到能回答，回答多少是多少。
这才是最高的愉悦，深的，耐久的愉悦。
他的诗，像早霞一样新鲜，吸引你的，第一是那明净和精粹。这里都是些小诗，短到十来行的，多到二十三十行的。
水这么平静而透明地躺着任我深入其中将她内心的渴求轻轻抚摸山 目睹了这一过程的肃穆便怂恿白云也来献身制造更加神圣的谐和——《明净之诗》头帕无意遮住她的眼睛这么小的女孩就学会从网眼里打量远处的风景旁边的树由于某种缘故也不时将她提醒——《透明》容易达到吗？天然的精粹，天然的明净。精粹那就是省去吧，明净那就是不增添吧，要不，就人工了，就不天然了。然而诗说到底还是艺术创造出来的一个独立的存在，是有个创造过程的，是在过程终结才自在自足自存成为一首诗的。这过程艰难吧，复杂吧，那结果又怎样天然精粹，那不就人工精粹了？这只有诗人自己来回答。不过，我们来试着来回答，只能这样：那是因为本来就精粹，诗人就有这个能耐，能够从浩浩大江取一滴水使你亲近大江，能够自己只保留这么小小一隅却让你驰骋空茫。《明净之诗》里的谐和让水和山一道来完成，《透明》里的头帕让树提醒了，谐和的是我们每个人，被提醒的也是我们每个人。清清楚楚，没有一丝阴翳从杂质中来。多余的，是杂质，杂质是精粹的大敌。诗人怎样躲开杂质？怎么清除杂质？躲开，清除，太费力。不，不用这些。诗人是有这份能耐的：一开始就抓到精粹，他有这个特异功能，发现精粹而一下抓住，要不，怎能够给你这么少让你得到这么多。说来好像有些玄了，这份能耐是天生的还是修炼来的？都有吧，我想，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懂得什么是诗。
诗，很难说清楚又很容易说清楚，要是说，说得最清楚也最不费力的是诗自己，这诗，当然是真正的诗。像我们现在谈到的彭国梁的这些诗，随时随处都把这个告诉我们。先从最打眼的话语层面说，他的好些诗，强烈地吸引我们的是内的精粹和这个外的明净，诗的躯体的明净。一眼看去，这明净可以用像简洁呀洗练呀质朴呀来表述，重要的还是怎样确切地做到这一步。《明净之诗》的水，“任我深入其中”，“将她内心的渴求”，“轻轻抚摸”。怎样“任”，“深入”，怎样“轻轻”，什么样的“渴求”，都没写，空白着；山，怎样“怂恿”白云，白云怎样“来献身”，怎样“制造更加神圣的”，“和谐”，什么样的状态才是“和谐”，都空白着。这是我们常常听说到的压缩、提炼、省略什么的吧，那太人工了。抒情——思考的话语环境，好像来自天然有的这么一个抒情——思考空间，让诗以话语形态自然安适且十分充足地呈现。秘密在哪里呢？很明白，诗人有语言直觉，有对汉语既准确而同时具有可通性、无限性多元语义的牢固把握，山对“这一过程”“目睹”的印象只用“肃穆”一个语词，它的终结，诗的抒情——思考中心只用“和谐”一个语词，已经足够了。“透明”的抒情——思考的整个中心全在“提醒”里，同样足够了。害怕喧嚣斑驳的我就可以把彭国梁的诗作为避难所，畅快呼吸一下清新空气。有些作者的努力可敬，总是太浓郁（浓郁就不好吗？李义山，李长吉不浓郁？波特莱尔，瓦莱里不浓郁？事情出在一个太，太就不自然，叫人难受），想扩展联想空间吧，想诗质得到强化吧，语词堆砌到窒息了联想空间，人工感情色彩冒烟，就会有一场语言火灾了。也有些努力冲淡语词功能和美学可能性，只怕感应受拘束，吃力地浅白，倒被浅白吞噬，这几乎都与他无关。
很可能是这样：懂得诗，就是懂得诗的话语是一种诉说。一种不能不对自己诉说，第一是自己给自己诉说的话语。诗必真，谁还对自己作假。对自己，不对别人。动不动就想感染人，会失真，假的成份就渗进来，就会出现水份过多，就有废话。向别人炫耀，不好，教训别人，不好，那不是诗的事情。这是关键中的关键，照你自己的习惯说，凭你自己的能耐说，说到位了就成功了，并不玄，很平常的道理。李义山他们浓郁，白居易他们浅白，那是他们的习惯，习惯了用这方式对自己诉说，浓郁，浅白都不容易，他们有这一番修炼，浓郁得天然，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