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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在这里标榜自己的无知，显然有对批评家的嘲讽。这些人可能学了很多知识，看了很多小说，但他们缺乏直面事实的勇气，缺乏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当然也缺乏在批评中对独特个性的追求。而他本人，则因为没有种种批评的清规戒律约束，敢于大胆放言，而且总是出语惊人。我们看王朔对作家十批判书的评价，就可以知道，他最欣赏的批评，其实就是最大胆的批判。也就是说，谁胆子大，谁的批判就好，比如徐江；谁要是原先胆子大而后来有所收敛，那他的批评也就退步了，比如伊沙。所以王朔的批评标准简单说就是胆量。骂人胆子最大的就是最优秀的批评家。唯一例外好像是朱大可。王朔对他的评价是比自己高明。当然，朱大可要是没有过人勇气，也不会入王朔的法眼。
但我立即要指出，王朔的胆子大，如上面所分析，也是有前提的，决不是漫无边际的胆大。我把这个边界简单总结一下，那就是，他的大胆上不涉及国家政治大事，下不关乎民生疾苦；他最为人所称道的嘲讽刺激，也主要限于教育、文艺、民间底层社会等；即使是自我表达，也仅限于意淫意义上的感官主义，远没有现在的女作家那么大胆，直接描写性体验。可以这么说，王朔在自我保护方面的敏感和能力，是所有中国作家望尘莫及的。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老练，中国作家当中罕见。能与之匹敌的，大概只有王蒙。王蒙之所以激赏王朔，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英雄相惜，作家相轻，而懂政治的二王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胆子大得恰到好处。他能在文艺气氛最特殊的时期攒出一个《渴望》，后来又有一个《编辑部的故事》，不但平安，而且叫座，从事影视的人，有几个能有他这样的“风水”“运程”！从他对自己从事影视制作活动的历史回顾中，我们看到，他对出手火候和时机的准确拿捏，对新闻传媒的充分利用，足以让文艺批评家对他的“无知”——精明狡黠的同义语——叹为观止了。
更进一步说，王朔宣称无知者无畏，也有一点真实的表白，他当然明白自己肚子里到底有多少墨水，所以坦率承认，就可以放胆骂人而不必在知识问题上缩手缩脚。另外，声明自己无知，有预留地步的用心。就算有人出来叫阵批判，就算人家说得有理，甚至无法反驳，那也没关系，因为我早就把话撂那儿了，我本无知，你跟我较哪门子劲？有了这个预留地步，王朔就可以坦然面对任何批评而面不改色心不跳。以无知作为无畏的理由和借口而且自鸣得意，这和以贫穷为光荣、以大老粗为自豪、以交白卷为英雄、以“阳谋”为正义的诸多现象一脉相承，都是当代中国轻薄文明，仇视知识，否弃道德的反智主义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二
北京号称文化古都，文化中心，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以流氓自居而且招很多人喜爱的家伙？这实在是值得探讨的一件趣事。流氓也好，无知也好，既然是文化意义上的，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话语暴力。王朔的作品和言论，就是这种话语暴力的典范。他这种话语暴力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我下面想要探讨的问题。
王朔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这一段经历，在他的小说《动物凶猛》和据此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都有生动的表现。王朔的童年不但处在暴力充斥的文革期间，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在军队的大院里长大的，当时这个院子里的大多数成年人，都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血腥洗礼。王朔童年时期的社会、单位（也许还有家庭）这从大到小的多重环境，与此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这对他的心理影响自然非常巨大。
按毛泽东的定义，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暴力运动。这场运动，从当时看，不但触及了“走资派”的灵魂，也触及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灵魂，比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这样的触及——准确说是心理创伤，在文革结束后，经过反思清算，实际上已经基本痊愈。但另外一种创伤，即思维的语言的创伤，远远没有得到彻底治疗，这在王朔的小说电视特别是他的批评语言中，在柯云路（切记他就是北京人）的伪科学也是新迷信学的著作中，在北京那些追新逐后的批评家的文章中，都有很强烈的表现。这种语言暴力并不表现为作者使用了多少文革时期的语汇，而表现在他们那种带有强制性、攻击性、绝对化的思维言谈方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这种思维言谈方式称为柯云路综合症，其具体表现有：自命不凡，对抗意识，混淆是非，实用主义，言行不一等等。但是我在那篇文章中没有讨论当代这种精神病症与文革的关系。人们在批判王朔时从道德和艺术上着眼的多，对他的语言暴力倾向似乎注意不够。而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军队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即使文职单位、文职人员，也不能免除暴力的影响。在心理上有暴力倾向的作家，常常容易和军人军队发生共鸣。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在六十年代就有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倾向，他是在军营里切腹自杀的，他认为日本军人已经丧失了武士道精神，需要他用自己的鲜血来刺激他们的嗜杀精神。现在嚣张反华的作家石原慎太郎也是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既然处在一个军事文化的环境中，自然要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影响，成人尚且如此，儿童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王朔除了和其他很多同龄作家一样，有文革这个思想文化背景外，还比别人多了一层军队单位或大院军事文化的成长背景，这就使他心理上的暴力倾向远远超过了别的作家。
而且，中国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发生武斗混乱后，从地方政府到厂矿学校，军队全面接管权力；为了使这种接管更名正言顺，更具有权威，毛泽东还专门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军队的权威因此空前膨胀；中苏关系在文革高潮的一九六九年趋于紧张，整个国家都曾经处于准军事状态，不但到处都建立了解放军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就连中学的组织结构都施行军事化，班改称排，年级改称连。这一切，都使得军事话语泛化为社会和文化话语，武断、强制、粗鄙的话语风格成为时尚和光荣。而这正好让读小学和初中的王朔赶上了。在他心目中，暴力话语是和少年的美好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在对整个历史特别是当代历史的反思中，社会焕发出了一种新的青春活力。老一辈的人怀念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和辉煌业绩，中年一代回忆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激情，青年一代则回忆上山下乡的悲欢，这种种回忆反思批判，一方面是要确证自己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则都含有对文革和现实的种种批判质疑，而批判质疑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自己的现实价值的定位上，因此这几代人都还满怀希望。正是这种回忆反思批判的青春活力，激活了王朔的少年记忆。但王朔的回忆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价值的肯定。上几代人的青春是美好的，惟独文革时期的中国少年是在暴力的野蛮的文化荒芜中成长起来的，用作家李锐的话说，是吃狼奶长大的。现实的文化主流不能肯定你的历史，当然也很难给现实的你一个满意的文化定位。王朔之所以从最初的一般的痞气，发展到今天的满嘴狂言脏话，就与这种失落有大关系。而他在很多人那里得到欣赏产生共鸣，也与此有关。一般作家大多有一个“愤青”阶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地位的确定，随着既得利益的获得，会逐渐变得平和，老成，世故，圆滑，或者还有老辣。但王朔的发展是相反的，他开始写作时流露的还仅仅是一般的痞气，到后来，名声越大，他反而越嚣张，发展到今天，已经可以满嘴喷粪而毫无顾忌了。他发现用一种暴力话语，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和轰动。他虽然早已过了“愤青”的年龄，但却一直在有效地利用永远存在的社会“愤青”心理。而他之所如此肆无忌惮，乃是因为他在文化上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他是文化上的“老愤青”。王朔愤愤不平的，显然不是人们把他视为通俗作家——对此他不屑一顾；他在意的正是主流文化对他的话语方式的拒绝和否定。因为很明显，如果认同这种话语方式，就是认同反文化的流氓作风，就是认同培养孳生了这种作风的文化大革命。
三
仅这两方面，我认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王朔话语暴力的形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那就是他作为北京人的优越感和霸权意识。在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北京作为首都，对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其他一些中心城市比如上海天津南京广州西安武汉等，对周边地区甚至对北京还有相当的影响力，从而在整体上使国家的经济文化保持某种均衡状态。但是从五十年代后半期以后，这种均衡被彻底打破了，北京不但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成了军事、金融、教育、科研、文化和新闻出版的中心，后来更逐渐成了经济中心，甚至还成了工业重镇。这是计划经济和集权社会体制的必然结果。现在人们还没有更多注意到北京彻底核心化后对整个中国造成的极其巨大的影响（只是有人注意到了北京在工业化过程中取代天津成为北方经济商业中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本文也无力就这一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但最简单说，这样一个绝对的中心，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就意味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绝对权力；权力而不可抗拒，自然也可以视为暴力。北京虽然号称文化古都，但那是指历史，至多只能算到五十年代中期。在那以后，从新闻、教科书、艺术标准、体育裁判……一切都是北京某个机构某些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