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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艺术标准、体育裁判……一切都是北京某个机构某些人或者某个人说算。北京发出的声音这么强大而且带有不容置疑的强制性，生长在北京的北京人能不感到特别的牛么？！狐假虎威，王朔假北京威！相反的现象令我印象极为深刻，也足证我上面所言不虚。九十年代初北京尚未有大规模改革开放之前，在深圳广东甚至海南看到下海做生意、打工的北京人，他们非但没有什么气焰，而且有些人的表现可以称得上卑琐。南方的金钱，香港的时髦，曾使很多北京人艳羡而低眉顺气。王朔本人不也曾南下一次，在生意场中谦卑走一圈么？所以我可以说，北京人真要长期离开北京，他就不像北京人了，虽然他口音不变，但口气肯定变。他绝对不会到处丫来丫去了。
北京非常能给北京人“提气”。因为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几乎是所有种类的重要资源，除了海洋的潮湿空气和做人的谦卑，北京人几乎什么都不缺。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北京以外的地区负有给首都提供鸡鸭鱼肉蛋禽奶菜水果土特产及各类工业品和副食的义务，而且是政治任务。全国其他地方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副食供应的时候，北京人还能吃到一点东西（上海也要其他地方供应，但上海有工业品特别是轻工产品提供给全国，可以视为正常的交换），这也是北京上海知青到了边疆，比其他地方的知青对饥饿、贫困的反应更为强烈的根本原因。中国知青文学作家主要出在北京上海，就因为他们感受到的都市与乡村的反差，比其他地方的知青要强烈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北京上海知青对上山下乡的描写，遮蔽了其他地区知青的不同体验。这当然也可以视为一种文学叙事上的霸权表现。
所以再底层再穷困的北京人，仍然有傲视天下的气魄，张大民们虽然生活得惨不忍睹，还可以嘲笑外省人。王朔正是这样一个主。他满嘴脏话，以流氓痞子自居，却有足够的勇气说金庸是港台四大俗之一。他就有这个勇气。用毛泽东的话语方式说，他的勇气是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他爹妈遗传的吗？也不是；他的勇气是北京给的。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北京并不是这样，至少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就不是这样。老舍笔下的北京人就没有现在的北京人那么强烈的优越感，就没有王朔这样的勇气。而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首都在北京。要是首都在别的地方，我相信王朔不会这样嚣张，他的气焰至少要降低百分之七十。现在人们口口声声要反对美国霸权，我看中国人首先得反对反对文化意义上的北京霸权。北京霸权的消解，有赖于其全能中心地位的消解。为什么中央乐团、国家大剧院一定要放在北京？为什么中国作家协会或者全国文联不可以设在其他城市？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定就是最高学术机构，这个最高，是指它的行政地位，还是指它的学术权力？是指它的学术水准？还是指它办的杂志最权威？这个权威又是如何评定的？是谁评定的？当全国所有大学的文科教师都要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办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申请教授职称，因此都要对这些刊物的编辑恭敬有加俯首贴耳低眉顺眼时，我看到了北京文化霸权——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文化暴力——最现实的表现。而这正是王朔得以猖獗的现实基础。
四
当然我并不是说五十年前的北京没有毛病，我也不认为老北京的某些传统对王朔没有影响。
自从大清朝覆亡，北京就成了独裁者和政治投机分子活动的大舞台。略微读一点现代史，我们就知道政客们在北京搞了多少阴谋诡计，玩了多少流氓手段，实施了多少残暴镇压。有一个说法曾经很流行，说北京自八国联军之后，一直是个未经战争蹂躏的和平城市。当时我也信这话。但现在我认为这要辨证的看。北京虽然很多年没有经受战争洗劫，但不等于北京没有暴力行为和暴力文化。实际上这些暴力形式，北京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往早里说，有戊戌变法后对六君子的残酷杀害，再往后，北洋军阀在三一八惨案中枪杀学生，张作霖绞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北京虽然很少枪炮声，但被笔杆子杀死或逼死的人难道还少吗？被最有文化的愚昧民众唾沫淹没的生命还少吗？……
但是，文化和思想上的暴力，毕竟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暴力。一般的暴力在施行时不一定需要掩饰和理由；文化思想上的暴力则必定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需要有欺骗性，需要用大量的谎言来包装。换句话说，文化思想上的暴力是需要技巧和手腕的暴力。文化思想暴力需要把流氓嘴脸打扮成英雄形象，有时则相反，需要公开承认是流氓，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坦率坚决，来更沉重地打击对手——你遇上流氓了，呼天无语，入地无门，说理而无人理，那你就只有缴械投降，或者干脆自绝算了，省得老子动手！流氓就这样自然转化成了英雄。我认为，王朔之所以理直气壮地当流氓，而且能获得很多人的赞赏，其心理渊源就在这里。说白了，我们在一种流氓文化的环境中浸淫太久，深受其害不自知，即使是正义的声音，正义的事业，在北京这个奇怪的地方，结果都会以流氓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中国很多政治加色情的笑话就出在北京，这些笑话体现了北京人的政治智慧和幽默感，表达了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甚至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但也常常使用流氓语言，在批判嘲笑别人的同时，自我塑造着一副流氓嘴脸。最近网上有不少北京网民抨击台独就用了这种方法，去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和中国大使馆，很多北京网民也使用这种语言攻击美国，就是最好的例证。
“老任务”的新世纪？
？ 肖 殷
每年元旦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都要找老友童哥聊天。
新世纪一开始，《书屋》就有好文章。《新世纪 老任务——答客问》我一口气读完，酣畅淋漓。童哥边沏茶边兴奋。
“任务”？这不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传统语汇？革命历史小说和电影中经常见到，接下来无不是“坚决完成任务……”。《书屋》有以“任务”为题的文字，头一回罢？都新世纪了，还什么“任务”？
我迫不及待接过童哥递给我的杂志读来。
李慎之先生虽年逾八十，壮心不已，为了迎接新世纪，接见年青人，语重心长希望我们青年一代继承反专制主义的“老任务”。李老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怎么形成的”，“靠什么理论体系维持”，讲得何等透彻。
这青年客人知道李老对“全球化这个大问题”“素有研究”，却不晓得中国知识分子议论专制主义已经一百多年，经李老开导才知道了许多“过去没有听说过的”“对专制主义的议论”。有这样的年青人？虚构的吧。
李慎之先生是老干部，领导过我国的最高学术机关。近几年知识界一些青年名人跟他一起，继承“五四”反专制主义的使命，很有影响。《答客问》虽然有点像作报告，但他提出的“老任务”确实严峻、迫切。你还是认真看看。李老说：“专制主义其实什么民族、什么国家都有过”，“无非是为了抬高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为了强制维持社会的秩序”。李老外文很好，曾给老一辈中央领导当过翻译。他列举Tyranny、authoritarianism、despotism、totalitarianism、absolutism，说都指“专制主义”，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差不多。这就是我没有听说过的。
是吗？最早讲Tyranny（僭主）的是色诺芬的Education of Cyrus，差不多十年前，商务翻译出版过一本《希腊僭主》，好像很复杂，我的印象是，Tyranny不完全等于今人所谓“专制君主”。Absolutism（全权主义）出于西欧近代初期封建君主的绝对王权论，刚好是针对帝国大一统权力的。Authoritarianism是威权政治，不等于专制主义，与totalitarianism（极权政治）也不是一回事，关键区别在于谁决定法律秩序的正当性。
deapotism总归指专制政治，“专政”总归是李老讲的“专制主义”罢？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传统皇权主义的极致，“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到达过”，根子就在古代的专制主义传统。这可是好多学人都同意的。
“专政”（the dictatorship）也是外来词，拉丁文dictator（独裁官）的语源出于dicere（统治）、dictare（委命），有edictum（受命）的含义。前一阵子，我在读Grosso的《罗马法史》（黄风译，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其中说到，“专政”最早指罗马共和国时期出现政治的紧急状态（战争或骚乱）时施行的非常管制，暂时中止规范的法律程序，以便恢复秩序。独裁者在紧急时期是“单一执法官”，拥有无限权力。“但是，这种为了应付紧急情况而设立的独裁官，其权力受到较严格的时间限制，独裁官在完成了特定的任务之后，应当自动辞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在任命他的那位执政官任职期满或者在经过六个月后，当然地停止行使权力”（第160—161页）。
独裁官是被任命的，因此专政带有委托性质，在规范条件（紧急条件）下暂时中止法律，史称“委托专政”（missarial
dictatorship）。这种马基雅维利所谓例外措施的专断权力，是国家公共安全的最后保障。专政权只是紧急措施，不是主权，仅是主权意志的代理，与今人所谓专制主义不相干。所以，博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谁有权决定出现了紧急状况？
后来出现了君主制的绝对国家，有了所谓Absolutism，意思是：自然法和罗马教权的限制不复存在，国家成了最高的绝对机关。霍布斯的绝对主义国家论把主权与临时专权权混为一谈，因为他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紧急状态。所谓“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