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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的绝对主义国家论把主权与临时专权权混为一谈，因为他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紧急状态。所谓“专制主义”根本是西欧近代封建国家的产物，但与“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是一回事。
委托专政本来是暂时措施、受法律约束，主权才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威。在封建的绝对王权国家，主权就是君主的个人意志。后来民主国家起来代替绝对国家，人民意志代替君主意志成了主权，委托专政与主权论的结合就变成了sovereign
dictatorship（主权专政）。这种所谓“人民主权”论的经典表达，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按照这种学说，以人民的意愿建立起来的国家拥有至上的权力，应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毛主席接见人民群众时，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喊“人民万岁”。至少在法理上，毛主席没有居于“人民主权”原则之上，至多可以说是“人民主权”的化身。
辛亥革命与现代欧洲的许多革命一样，以人民名义施行暂时立法的主权专政，以便解除旧宪法，制定新宪法，可以说是“人民僭主”政治。通过新宪法后，人民主权才正式获得宪法权力。明明是现代化的“人民专政”，怎么能说是从秦始皇来的。始皇专政后要上泰山封禅，哪有什么“人民主权”？
人民的意志会变，有点像五德终始轮转，这就使“人民主权”带有革命性。如果人民“主权”不受宪法约束，就随时可能推翻宪法，专政状态就成了日常状态。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这样？人民“主权”是宪法赋予的，制宪权力（pouvoir
constituant）又来自人民“主权”，这等于宪法赋予的主权可以推翻宪政自身，不是自相矛盾？法国大革命以后，康德已经看到，法律约束与正当革命的对立将成为现代政治的根本麻烦。
自由主义也承认，国家必要时可以动用紧急专政权抑制国内动乱，为了维持公共秩序，中止一些个人自由是必须的，但不能中止宪法本身。自由主义国家也有专政，是宪法专政。对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国家来说，所谓the
state of Siege（危难处境）的国内动乱往往是贫苦阶级的骚乱。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心问题曾经就是对自己的阶级敌人施行专政，以便保护公共秩序中的个人自由。鼓吹个人自由，却又不分清红皂白反对任何专政，是自相矛盾。任何对紧急专政权的限制，都是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危险的奢侈。
二十世纪初，社会民主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就专政问题发生争执，考茨基持准自由主义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观点看起来倒像古典的：专政具有暂时性质，仅仅是技术性手段，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终极状态，过渡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终的目的。按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合法性不过是完成历史必然性的工具，其正当性来自社会革命的终极目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真能创造全新的宪法秩序？列宁的政党学说主张不受法律约束的先锋份子施行紧急专政，但紧急专政状态施行后老是中止不了。这哪里像是古代封建的专制主义？封建专制至少还晓得区分日常状态与非常状态，文化革命时期，非常状态就是日常状态。
李老说《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观是“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又一个特点”，我也经常听说，董仲舒是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之一。李老主要说的是中国，不是西方。
董仲舒是公羊学大师，他明明说皇权的正当性是五德终始循环的，哪有什么永世的皇权？遑论还有灾异、休咎凭天的权力（自然法）管制皇权。五德终始说倒像经常革命论，怎么成了专制主义鼻祖？晚清维新不是动用的公羊学资源？今人蒙文通甚至说，整个今文经学都是革命思想，蒙文通是廖平传人，怕不会是乱说。
李老引陈寅恪，“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有根有据，不是乱说。
陈寅恪的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不想想他有没有可能把柏拉图搞错了。
希腊词Idea的日常含义是“外观、外貌”，与动词idein是同一词根，都有“看”的意思。柏拉图就提到，悲剧诗人阿迦通“看起来非常俊”
（ten d’oun idean panu kalos， 《普罗塔戈拉斯篇》，315e）。Idea的较为抽象的用法是“种类”、“形式”，苏格拉底在同友人讨论各种政制时问：“你还能提出任何其它形式的政制吗？”（e
tina allen ekheis idean politeias？《理想国》，544c）。最带有今人所谓Idea意味的，是苏格拉底说，“善的Idea是最大的知识问题”（He
tou agathou idea megiston mathema《理想国》，505a）；“Idea是思想、
而非看见的对象” （tas d’…… ideas noeisthai men horasthai d’ou《理想国》，507b）。无论哪种含义，都与“三纲六纪”八竿子打不着边。“三纲六纪”可能更接近希腊的所谓nomos，这个词的意思是成文法、习惯法、习俗，苏格拉底所谓：“每一种统治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tithetai……tous
nomous hekaste he arkhe pro to hautei sumpheron），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依此类推”（《理想国》，338e）。
“五四”时期的学人，对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许多评断，恐怕都大有问题。我们年青一代可不能偷懒，自己不念书，捡前人的便宜。
你说得太学究，李老的文章又不是搞学问，而是维护一种精神，何必叫真？他一再提到“皇权”、皇帝的专制，是关心现实。
当今谁是现代“皇帝”？……我看最像的只有新加坡人民党主席。专制主义不是欺压百姓吗？但新加坡的民意调察显示，绝大多数百姓赞扬、喜欢李光耀。我看不可能指李光耀。再说，李老谈的是“世纪”，上下五千年，都是非常严肃的大问题……
你好像挺欣赏专制主义似的……至少好像主张新权威主义。
哎呀，怎么跟你一聊学问，你就意识形态地“政治正确”起来？你还不晓得我多么爱自由。动不动摆“政治正确”，恰是“五四”遗产。我的意思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变得成熟、审慎。我不是说，知识分子不该“关注现实当下问题”。问题是，如果知识分子在学理上都稀里糊涂，又何以可能对“当下问题”作出恰当的判断。章学诚说知识人应该“才学识”兼备，我们这辈青年知识分子才多学少，更谈不上有见识。还是胡适之先生对，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我对任何“主义”都没有兴趣，只对实实在在的书本“问题”感兴趣……
李老那么大年纪，还关心大问题，这精神反正我敬佩。
前些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什么的，遭人笑话。何必呢？你晓得我很喜欢一些老先生的文章，比如前不久过世的金克木先生。我觉得，知识分子还是为积累精神遗产多做实事好。我要是老了，就做点翻译或钻故纸堆，绝不发假大空议论。“假”不是说不真诚，而是跟着别人说。李老的“老任务”是从“五四”继承来的，如果“五四”知识分子的学理基础以及对中国和西方的认识根本就有问题，我们青年一代在新世纪的“任务”就该是全新的。所谓“新”不等于彻底抛弃“旧”。晚清学人就比“五四”学人想得深，近来我总读那一代人的书。反专制主义的热情没有什么不好，但在新的世纪，我们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是不是在学理上应该有所长进呢？
哎呀，现有几个年青学人这样子想？反正我以为前辈说的总有道理……喝茶喝茶，已经泡开了……
范睢理应作范雎
？ 胡渐逵
《书屋》二○○○年十一期封二所刊《须贾与范睢》一文，从目录、文题至正文，多处均作范睢。其实范睢错了，应作范雎。
关于范睢应作范雎这个问题，前人早有定论，故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的新版《辞海》“范雎”条云：“范雎（？—前225）一作范且，或误作范睢。战国魏人，字叔……”
将范雎的雎作睢，虽系一笔之误，但雎、睢二字音、形、义迥异，而当今出版物中，多有将范雎误作范睢者，如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修订本新版《辞源》，中华书局顾颉刚先生等点校的《史记》之《范雎蔡泽列传》，均误作范睢，即是其例。因此，对范雎其名，何以应作雎，不应作睢的道理，很有弄清的必要。为了避免今后有人仍将范雎误作范睢而以讹传讹，特撰此文，谨陈管见。
清代名家梁玉绳所著《古今人表考》说：
范雎始见《秦策》。雎又作且……按：古人每以雎为名，如《东周策》冯雎，《秦》、《楚》、《魏策》唐雎是已。而雎多作且，与《燕策》夏无且、《卫策》殷顺且、《史》、《汉》龙且之类同，故冯雎、唐雎，《策》元（原）作且，范叔之名可例观也。鲍彪《卫策》注云：“名且者皆子余反。”《魏世家索隐》云七余反。乃《通鉴》胡注、《秦策》吴注音范雎为虽。钱宫詹曰：“范雎音虽，是讹为目旁耳。”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焉得无折？’……”王先慎《集解》引顾广圻曰：范且，“范雎也，且、雎同字。”
《辞通》卷三（六鱼）“范雎”“范且”条，朱起凤按云：
范雎之雎字从且不从目，后人有读为睢者，其误始于胡三省注《通鉴》。清钱大昕《通鉴注辨正》曰：“考武梁祠画象作范且，且与雎同字，宜从且不从目，注读为虽，失之甚矣。”
日本现代著名汉学家泷川资言曾于所撰《史记会注考证》的《范雎列传》中说：
庆长本标记云：“雎，七余反。”盖驺诞生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