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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有的将领到的衣服、帽子摔掉了，还有的吵着要回家，不愿当兵；其三，红四方面军过去善于打大仗、恶仗，长于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抗战开始后，要以打游击战为主，干部战士一下子难以适应这个变化。
林育英以往未带过兵，在部队没有任何基础，要带好这支几万人的部队，是很不容易的。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林育英与刘伯承紧密配合，在部队中开展了一场又一场强有力的思想教育运动。
他还数次召集部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并作了多次报告。他反复向干部、战士讲：“一二九师的全体干部要在认识张国焘分裂主义危害性的同时，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中央出现的这次分裂，责任在张国焘身上，不在下面。下面的同志只要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提高了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就行了。他还教育大家说，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不管你本事有多大，人有多少，也不能与党对抗，更不能同党闹对立，每个官兵要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铁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
林育英的报告，对增强一二九师干部的团结和统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还几次找与张国焘关系密切的干部战士谈心、做工作，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从思想、行动上彻底与张国焘划清界限。有个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听了林育英的谈话后，感动得流出了泪。原来强烈要求处理与张国焘关系密切的那一部分人，也从党的事业出发，顾全大局，放弃了要求。
对部队改编换服装中出现的问题，林育英采取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反复向干部战士做解释工作，让广大官兵理解、支持中央的路线和决定。他叫政治部搜集一些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奸、掳的书报、新闻，组织干部传看，然后再用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
他还利用各种机会，不厌其烦地对干部战士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对官兵们讲：
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已降至次要地位。当前的中心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阶层首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只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有阶级解放可言。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仍然以打倒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为中心，显然行不通。民族不能获得解放，人民将永远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士。我们要顾大局、识大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先报民族仇，再解阶级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军队才能自下而上发展。
…………
一天，他路过一个连队，正碰上战士们发牢骚。
有的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国民党，现在又要我们去穿他们的服装，真是想不通；还有的说：国民党部队的服装穿在身上，就像山羊掉了角——比狗还丑。
林育英听后，停了下来，耐心地做了几个小时的思想工作，反复向他们讲明为什么要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的道理，直到将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做通才离开连队。过了两天，他下到连队检查工作，又碰到一些战士说气话，还听说有的战士将帽徽扯下来扔了。他马上叫连长将全连战士召集拢来，他要亲自给战士们讲话。
战士们到齐后，林育英对他们说：“大家知道吧，西瓜外面是青的，里面却是红的。我们就是‘西瓜政策’，大家帽子上的帽徽就是西瓜皮，人是里面的瓤子。我们部队改编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传统没有变，仍然是工农子弟兵。我们仍然归党中央指挥。因此，大家不要对帽徽、服装问题想不通。这是说的军队，我再说说自己。过去在湖南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坚持斗争和生存下去，我在庙里当了和尚，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鞋子。尽管我身上穿了僧人服装，但并不是真僧人，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湖南省委的同志并没有因为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而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省委领导同志。我那时穿僧人服装，是革命的需要，事业的需要。同志们今天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也是革命和事业的需要。因此，大家不要太计较穿什么服装、带什么帽子的问题，关键要看军队是不是为国家、人民打仗。”
战士们听了林育英的讲话，心里豁然开朗，那些扔了服装、帽子的战士，难过得低下了头。
林育英离开连队时，战士们自发地送了他老远才返回来。
在作战方针问题上，因那时毛泽东的著作还未下发，刘伯承与林育英对日军的战略战术及技术装备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研究。
他们认为，日军不论在装备、技术、战略战术上，还是在战斗作风上，都比内战时的对手——国民党军队要强得多，加上他们用武士道精神训练官兵，战斗力很强。如果八路军用打国民党军队的办法去对付日本侵略者，显然行不通，必须研究一套新的作战方法来对付日军。
过去，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影响下，搞惯了死打硬拼的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部队改编后，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各师在抗战中要机动灵活，避实就虚，以游击战为主。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一二九师一开到辽县，刘伯承与林育英就商量决定办一个游击训练班，训练军队和地方游击队干部。
训练班开学后，林育英、刘伯承亲自去授课。他们授课的主要内容是：抗战为什么要用游击战；如何开展游击；怎样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战；如何组织民兵和自卫队等。据李达将军回忆，刘伯承与林育英在整训期间创办的游击训练班办得既及时，又成功，官兵们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
干部们分期分批地到训练班学习后，就带队到各地“分兵以发动群众，借以打击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开展游击战时，既反对只游不击，又反对只击不游，坚持游而避实，击而就虚。
由于林育英与刘伯承在战略战术上的超前工作做得好，一二九师在后来的对日作战中屡屡获得成功。如在打阳明堡飞机场时，他们就用了奇袭办法，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决定在石桥镇开全师“抗日誓师”大会。
这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
天气起了变化，部队集合有些困难，陈赓和李达一再向林育英建议，雨天在外面站久了，干部、战士恐怕会得病，建议将誓师大会改在晴天进行。
林育英不同意改期。他对陈赓、李达说：“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不是特殊情况，不要轻易变更。我们是军队，如果朝令夕改，将会影响干部战士的情绪，誓师大会照常进行。”
陈赓、李达见林育英态度很坚决，便不作声了。
在誓师大会上，林育英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授予一二九师指战员“红军十年纪念章”。
这次大会虽是在雨中进行，因准备周到，程序紧凑，指战员情绪高昂，会议开得极为成功。
誓师大会后，部队一边学习，一边整训，为开赴抗日第一线作准备。
林育英在一二九师任政委时，还有一件事颇值得一提。一二九师未开到前线之前，蒋介石就在考虑如何以“抗日”为幌子，消灭这支他不喜欢的人民武装。因为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控制的地区已连成一片，队伍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八路军有所发展，蒋介石心里颇不舒服。
为了切断八路军3个师之间的联系，蒋介石以“作战需要”为名，要调一二九师到石家庄去与日军正面作战，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一二九师。蒋介石为达到这一目的，特派他的高参、与刘伯承有些旧关系的乔茂才带着他的手令去一二九师师部找刘伯承。
乔茂才到达一二九师时，刘伯承不在师部，林育英接待了他。林育英看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便知这是“借刀杀人计”。为使刘伯承避开乔茂才，林育英悄悄派人去告诉刘伯承，叫他不要回师部。另派一个人应付乔茂才。刘伯承觉得林育英这个建议好，一连几天未回师部。
林育英觉得李达做这事合适，马上派人将李达请来。
李达不知政委通知他来有何事，一坐下就问：“政委找我有急事吧？”
林育英将找他的意图讲了一遍，然后对他说：“你这次是代表刘师长接待乔茂才，既要对他热情，又要使他的目的落空。”
李达当即答道：“我一定将这件事应付得很体面。”
李达很机灵。他与乔茂才接触时，十分巧妙地应付了乔茂才提出的各种要求，并一再向他指出：不通过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来师部直接调军队，是违反按系统指挥军队惯例的，没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我们部队不会移动。
乔茂才在一二九师师部期间，几次提出要见刘伯承，李达以种种借口搪塞，使乔茂才无法见到刘伯承。后来，乔茂才在一二九师师部闲得无聊，自行离开了部队。
据说，乔茂才因未完成任务，回到重庆被蒋介石狠狠训斥了一顿。
林育英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7年年底，因脑伤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工作。后来，他坚持不住，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见林育英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特地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林育英的严重病情，建议中央将林育英调回延安治疗，并另派一位政委到一二九师。
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林育英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一二九师政委一职。
对林育英在一二九师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