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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27节 职工大队斗特务
职工大队办了一段时间，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办的这个职工大队，是网罗人才、聚集力量的变相的政治、军事学校，不能让共产党办下去。他下令戴笠的军统特务机关对职工大队进行破坏。
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职工大队手段十分卑劣。起初，他们派了一批特务装扮成逃难工人，然后假装进步混入职工大队。特务们进入职工大队后，抓住队里暂时存在的一些工作上的疏忽，不断地在学员中进行挑拨、策反，煽动工人逃跑。
一天，几名特务见十多名平汉路青年进了职工大队，马上去挑拨他们说：“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一名工人不知其意，连忙问：“这里不好吗？”
“唉，”一特务叹气说，“我们先也是不知其内情，一脚踏错了。这里既艰苦，又无行动自由。我们现在是想走又不好走，你们快莫进来。”
有的工人不知他们是特务，听他们这一说，偷偷离开了职工大队。特务们的破坏，虽然对职工大队构不成什么威胁，却在一部分学员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林育英经过仔细调查、侦察，很快摸清了混进来的特务，并将他们逐出了职工大队。
国民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当时设在武汉的国防部第二厅群工科长、特务刘培初奉军统特务头目戴笠之命，以破坏日军交通线为名，在职工大队附近也成立了一个“破坏队”。这个“破坏队”成立后，没有干过一件破坏日军交通线的工作，专用金钱、官职为诱饵，与职工大队争夺工人。
“破坏队”是官办的，又有金钱，职工大队的人被他们拉去不少。
林育英得知刘培初的所作所为，很气愤，但又不能采取强硬办法打击他。因为当时是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如果打击了特务，就有可能影响两党的关系。想了许久，林育英觉得最妙的办法是把刘培初争取过来，使他不再做挖我党墙脚的事情。职工大队教导员曹瑛也同意林育英的意见。
于是，林育英专门给刘培初写了一封长信，希望他以后再不要挖职工大队的墙脚，也不要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同时，希望他投入革命阵营，并多为抗战做有益的事情。
随后，林育英还叫曹瑛到武汉找刘培初谈了一次话。刘培初思想顽固，要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政权卖命，不愿到革命阵营中来，林育英和曹瑛的心血全部白费。
曹瑛马上回到职工大队向林育英汇报了情况。林育英听后，对曹瑛说：“既是这样，我们别无他法，只有菱角对粽子——尖对尖，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用正义、道德的力量与国民党的金钱和官职斗。”
曹瑛说：“我非常同意你的意见。”
有一次，已经加入职工大队的几名工人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动、引诱下，要到“破坏队”去，曹瑛很着急，拦着他们谈话，不要他们去“破坏队”。那几个工人们听不进，对曹瑛说：“‘破坏队’条件比这里好，又有钱，还有一官半职，我们当然要到那里去。”
曹瑛说：“你们不要走。”
“你不要说了，我们肯定要走。”
曹瑛正在为难之时，林育英过来了。他见几个工人要走，问道：
“你们是不是逃难出来的？”
“是的。”一个工人答。
“是谁使你们逃难的？”
“日本鬼子。”
“是谁使你们有工不能做，并成为失业工人的？”
“也是日本鬼子。”
“你们恨不恨日本鬼子？”
“当然恨。”
“你们是愿做亡国奴，还是愿做抗日战士？”
“要做抗日战士。”
“既然要做抗日战士，那为什么不愿在真正的抗日职工大队里学习，而偏要跑去求官求钱呢？”
“这……”
林育英见他们答不上来，又批评他们说：“你们的家被日本人占领了，工作也被日本人剥夺了，还有许多父老、兄弟姐妹被日本人杀害、强奸，你们不顾国难家仇，却去追求钱财，这哪是七尺男儿做的事？哪有工人的气味？”
那几个工人无言以对，并感到很难为情。
林育英接着说：“那个‘破坏队’名义上是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实际上没有破坏日本人的一条交通线。他们真正破坏的，是我们的抗日职工大队。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你们怎么不仔细想想，就随便乱跑呢？”
几名要走的工人被林育英批评得抬不起头，他们又服服贴贴地回到了职工大队。自此以后，在林育英及全大队教职工的努力工作、周密防范下，国民党的“破坏队”再很难在职工大队挖走工人。
职工大队先后办了3期，为党培训了1000多名抗日骨干。这批受过训的工人结业后，都被分配到了抗日第一线。后来，他们大多成为我党及其军队的重要干部，为抗日战争及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8年7月中旬，根据中央的决定，林育英将安吴堡职工大队部分学员送到延安，与从上海、武汉、南京、广东等地及海外回来的华侨一起共计1300余人，在延安城内府衙门成立了抗大职工大队。
随后，林育英又在延安创办了工人学校，并任校长。在此后的几年里，林育英除随毛泽东参加一些较大的活动外，将主要精力放在抓职工运动和工人学校，为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林育英是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林彪作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也列席了大会。
由于林育英对革命事业的突出贡献，大会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委员。与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林育英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后排。毛泽东拉着林育英的手说：“来，我与你在一起。”
这时，林彪走了过来。
毛泽东又将林彪轻轻地往林育英右边一推说：“你们是堂兄弟，更应站在一起。”
这样，六届六中全会的合影照片上，后排右一是毛泽东、右二是林育英、右三是林彪。这是林家二兄弟第一次一同与毛泽东在一起合影。照片印出来后，林育英、林彪很高兴，将这张难得的照片珍藏起来。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28节 一本讲义惊敌人
林育英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工人学校校长后，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经常应邀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特别是抗大职工大队去讲课。
他觉得，给抗大学员讲课，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也是为党做工作。因此，抗大每次派人来请他时，他都愉快地接受了。为了把课讲好，他利用空余，写了数万字的讲义，内容有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转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
林育英理论水平高，口才极佳，加上搜集的资料多，又理论联系实际，他的授课很受学员欢迎。
这本《党的建设》讲义写起来后，林育英又作了几次修改，然后拿到职工大队、工人学校和抗日军政大学进行讲授，反响十分强烈。后来，抗日军政大学又将林育英的这本讲义用钢板刻印出来，分发给抗大的教职员工学习、参考。
1938年夏末，蒋介石为监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的动态，决定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个“肤施县”，并叫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挑选一个没有暴露特务身份，又比较能干的人去“肤施县”当县长，用县长身份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徐恩曾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特务马濯江去。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变节投入国民党阵营，并成为中统特务。徐恩曾找马濯江谈话时，马怕不安全，不愿意去。后因徐恩曾坚决要他去，他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1938年10月，马濯江一行10余人进入了延安，正式成立了“肤施县政府”。由于国民党名声太臭，边区老百姓根本不买他们的账，再加上这个不伦不类的县政府都是特务人员，不懂行政工作，又不为老百姓办事，县政府成为无事可做的空衙门，其特务工作也因延安的保密、保卫工作做得密不透风，使他们无处下手，以致很长时间一无所获。为此，马濯江度日如年，甚为痛苦。
1939年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见马濯江很少上报延安的情报，甚感奇怪，决定派大特务孟真以陕西省政府“视察员”的身份到延安探个究竟。
孟真一到延安就问马濯江：“你为何长期不报共党方面的情报？”
马濯江说：“我的工作倒是做了不少，就是搞不到他们的情报，共产党的保密工作做得无缝可钻，搞他们的情报比登天还难。”
孟真想发一顿火，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他决定在延安住一段时间，看看马濯江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孟真在延安期间，带着马濯江到处跑，他想通过走动，搞一些情报。
有一天，孟真提出要拜访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和抗大教育长罗瑞卿。马濯江便设法为孟真联系，边区政府和抗大都同意了，并热情接待了他们。在抗大参观期间，孟真、马濯江在一教员处发现了一本油印讲义《党的建设》。他乘人没有注意之机，将《党的建设》偷偷装进了衣袋里。
孟真回到“肤施县”政府后，马上翻阅了《党的建设》。看着看着，他觉得这本《党的建设》虽然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却是了解、研究共产党的好资料，当即决定拿回去呈报给徐恩曾，估计此讲义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和重视。
果然，这本油印的《党的建设》一送到徐恩曾手里，就引起徐恩曾的关注。徐恩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