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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物资条件很差，但各国代表对大会的筹备工作却评价甚高。
这一年，林育南还出席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为了鼓舞全党全国人民的革命士气，扭转“四一二”政变造成的逆势，中共中央决定在汉口召开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7年5月底决定林育南任全总秘书长，并兼任大会筹备处主任。
林育南既当指挥员，又当办事员，全身心地投入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次大会要通过的宣言及决议案，是工人阶级在革命紧急时期的行动纲领，是会议的主要文件。为了写好这几个文件，林育南亲自动手起草，而且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6月19日，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除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外，还有全国各党派、武汉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赤色国际及美、英、日、印度、苏联等国的工会代表。大会顺利地通过了林育南起草的《第四次劳动大会宣言》、《政治报告决议案》、《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对法西斯工会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等主要文件。
在这次大会上，选举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林育南、刘少奇、项英等35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大会闭幕后，新当选的执委又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苏兆征为委员长，李立三、林育南、邓中夏、向忠发等9人为常委，刘少奇、董锄平为候补常委。接着，林育南在第二次常委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主持全总的日常会务工作。
这一阶段，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并使革命者又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湖北地区的形势又迅速逆转，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屠杀。林育南又成为国民党通缉的“要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减少牺牲，党中央指示林育南、罗亦农、向警予等影响较大的党员转入地下，并重新组建中共湖北省委，林育南被任命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不久他又代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职务。
1927年8月3日，林育南列席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常委会议，讨论八七会议的准备工作。在会上，他发表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意见。
八七会议后，他又参加领导了湖北的秋收暴动。
这一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上海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林育南是全总的秘书长，自然又是筹备大会的主要负责人。1927年底，林育南奉命来到上海。
他与李立三、项英等亲密合作，共同战斗，一面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一面做大会的筹备工作。
当时，交通、通迅、物资条件很差，环境也很恶劣，筹备工作只能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具有丰富组织、领导才能和对敌斗争经验的林育南，克服了一切困难，将大会的筹备工作做得极其出色。
过了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决定调林育南到河南任省委书记。不久，又因工作需要，再次将他调回上海。
1929年11月7日，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上海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3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林育南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给此次会议的祝辞。大会历时5天，11日闭幕。
会议通过的《中华全国工人斗争纲领》、《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等文件，对后来的工人运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58节 敌人心脏开大会
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低潮虽然过去，上海的白色恐怖仍很严重，街上军警林立，特务如麻。
在这种环境里，党组织的一切活动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足智多谋的林育南在魔窟里乔装打扮，变化无穷，在各种场合应付自如，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特别令人佩服的是，林育南在敌人心脏地区，连续主持召开了几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
193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意见，决定先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然后再讨论正式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决定罗章龙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林育南任秘书长，由林育南全面负责会议的日常筹备工作。
为了做好此次大会的筹备工作，林育南化装成一个从新加坡归国的华侨，在上海英租界附近的卡德路以每月60两白银的高价租赁了一栋较宽敞的楼房。这栋楼房三面临街，每面都有门出入，出进非常方便。
房子租下后，林育南又组织人将房子进行了装饰，而且布置得相当气派，很像一个大阔老的住宅，楼房下面的第一层是林育南的住宅，陈设着各种日用品和高级家具。楼上两层作为办公、开会的地方，各房间备有草席，个别房间里还备有一两张桌椅，供代表开会和休息用。楼上临街房间的玻璃上，还装有墨绿色呢子窗帘，以防街上的人窥视室内情况。
除此之外，林育南还组织一批地下党员装扮成厨师、老妈子及各种“佣人”，这些人对外是“佣人”，对内是工作人员。
正在这时，刚从山东济南监狱出来的年轻女共产党员张文秋（解放后与毛泽东结为儿女亲家）来到了上海。为掩护林育南的工作，中央派张文秋当林育南的助手。
张文秋对外是林育南的“妻子”，对内是秘书。她机智灵活，内在气质好，加上长得漂亮，穿上艳丽的服装后，婀娜多姿，楚楚动人。她每次与林育南一起出入住宅，军警、特务不但没有怀疑，而且还羡慕三分。
有一天，林育南与张文秋出去办事，他们刚从小轿车上出来时，正碰上两名便衣特务。他们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地从特务眼皮底下走了过去。特务对他们虽有怀疑，却又不敢查，眼睁睁地望着他们离去。
为做好隐蔽工作，在整个会议筹备期间，林育南要经常改换身份，有时将自己弄成乞丐，有时装扮成商人，有时又变成风度翩翩的学者。
当时，许多工人、群众，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对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意义以及如何以实际行动迎接大会的召开，并不清楚。为了宣传会议的意义与作用，林育南除负责做好筹备工作和亲自起草文件外，还在自己主编的《红旗日报》及罗章龙主编的《劳动》杂志上发表了《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等文章。
会议筹备期间，党中央的负责人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等经常到会议筹备处碰头，研究会议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为了保密，林育南除对住宅内部的设施作了精心安排外，还对会议及与会人员的安全作了极为严格的规定：凡是到上海开会的代表，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组织证明，才能取得参加会议的资格。代表们的任何手续，都由各地地下交通员去直接接洽，不通过邮局联络。代表到达上海时，由大会工作人员用事先交换的暗号、暗语取得联系，然后再送到旅馆暂时住下，不直接到开会的地方，待有了证明后，再由工作人员用汽车将代表从旅馆接到会场。汽车在行走途中，代表们不能左顾右盼，不得打听沿途街道的名称，不许打听开会的地址、门牌号码。
代表们到了会场，必须严格执行纪律，不准外出。吃饭、睡觉、活动都在房子内进行。说话、走路要轻，在临街的几间房子里，只许有个别人活动，不许有多人在里面喧嚷，小组与小组之间不许随便往来。代表有事，由小组长去联系。听到电铃的响声，就立即把文件拿到楼下，作好放进锅炉里烧掉的准备。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各人能出去的就马上出去，不能出去的要相机应变，自找脱险的办法。大会结束后，所有代表不得带走只字片纸，代表由大会工作人员用汽车先送到旅馆里住下，再由工作人员代买船票、车票。然后，派人护送离开上海。
1930年5月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正式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近80人，他们来自各苏维埃区域，是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及各革命根据地、部队、团体组织中的优秀代表，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均出席了大会。
会议的头5天，主要是阅读、讲解文件，最后一天，听项英作报告，审议有关文件。这次会议通过的议案有：《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苏维埃政府政纲》、《扩大红军决议案》等。会议决定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大会还决定由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少共中央等9个单位的代表组成“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具体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苏准会”仍由林育南任秘书长。
在林育南的精心筹划下，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做得极其周到，数十人在敌人鼻子底下开会，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会议结束后，大会的精神由各地代表迅速传达到了各苏维埃区、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各革命团体。毫无疑问，这次会议精神对全国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武装迅速扩大，工人罢工斗争不断高涨。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散会不久，林育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带领“苏准会”的人员立即投入新的工作。他将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租下来，作为“苏准会”机关的秘密办公地点。为掩人耳目，他叫人将这栋房子装饰得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