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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租下来，作为“苏准会”机关的秘密办公地点。为掩人耳目，他叫人将这栋房子装饰得十分气派、豪华。
“苏准会”机关内的工作人员，全部装扮成亲属。林育南化装成皮货商人，名叫李敬堂。其他人员在内部称同志，对外称亲戚，并时常在楼下搞一些“谈生意”、“贺寿”的公开活动，以麻痹敌人。
“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开始运行后，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如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后叛变）、李维汉、任弼时、王稼祥、恽代英、罗章龙等领导人经常在“苏准会”机关研究工作。
1930年7月中旬，“苏准会”临时常委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通过了林育南起草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工作大计划大纲》、《临时常委会组织大纲》等文件。会议还决定8月20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会会议，并向全国45个党、团组织、革命团体、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军以上单位发出了邀请书。后来，因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会议未按原计划举行。
9月中旬，全国各苏维埃区域、各大城市推选的30余名代表秘密来到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苏准会”，此次会议通过了林育南主持起草的“苏准会”临时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草案》、《土地法》、《劳动法》、《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等文件。会议还决定将原定于11月7日举行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召开。
10月18日，“苏准会”在上海再次开会，会议决定将原定11月7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在1931年2月7日举行。
在“苏准会”工作期间，林育南还参与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他与左翼作家殷夫、柔石、胡也频等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大会筹备工作就绪后，党中央决定林育南去中央苏区筹备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可惜，林育南一行在去中央苏区的途中，因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大围剿封锁了通往江西的所有道路，他们无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他们在浙江衢州等了多日，仍不能去江西，被迫返回上海。
林育南没有去成中央苏区，是极大的憾事。这位才华卓著的革命家此次如去了江西，后来的结局不会是牺牲。他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还会有更佳的表现。
后来，林育南被捕牺牲，他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的那些法律、文件、政策被地下党组织秘密运到中央苏区，并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喻权域将林育南当年主持起草的法律、文件带到加拿大出席中加两国人权学术讨论会时，西方一些学者看了十分吃惊。他们说，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达到中国中央苏区的水平，就是到了90年代也还没有达到。
从保存下来的那些法律、文件、政策看，林育南确具非凡的智慧和极强的组织工作能力，是我党早期一位极其出色的党务工作领导人。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59节 旗帜鲜明反“左”倾
林育南在上海工作期间，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已开始在党内泛滥。
具有较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林育南敏锐地感到，这是一股错误思潮，发展下去，对党和革命事业危害甚大，必须坚决反对。
李立三与他是老同事，又是老朋友。从个人感情讲，他们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现在，李立三犯“左”倾错误，就不能讲情面了，应毫不客气地与他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
1930年3月下旬，李立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会议上作了一个《政治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当前各级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农村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地方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林育南认为，李立三这种讲法过了头，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如按他讲的去办，革命必遭致重大损失。散了会后，他当面对李立三说：“立三同志，你这个政治报告的许多讲法是错误的，要予以纠正。”
李立三接受不了，向林育南问道：“错误在哪里？”
“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我们的力量还很小，革命高潮不会也不可能马上到来。”
李立三不服地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林育南反问道：“我们没有那么大、那么多的的力量，怎么去暴动？由谁去夺取全国的乡村政权？”
这一次，两人争得不欢而散。
林育南认为：李立三的这一套“左”的东西往下一传达，必然损害革命事业。为了阻止、抵制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他采取与其他领导人频繁交谈的方式，帮助、启发大家认清“左”倾的危害性。
林育英是他的堂哥，也是颇有影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经常与林育英一起分析李立三“左”倾路线发展下去的危害，要他不要盲目地搞罢工、暴动。他还多次对林育英说：“条件不成熟，力量不够，准备不充分，罢工、暴动一搞，必然要牺牲很多人，那太划不来。”
他还多次与罗章龙交换看法。
罗章龙、林育英、张昆弟都赞同林育南的观点。
他们认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虽有发展，工人罢工也时有发生，但中国革命还处在低潮时期，高潮没有到很快就会到来的程度。党组织应抓住这一时期，保存、发展、积蓄自己的力量，建立、扩大稳固的根据地，不应盲目搞大暴动、大罢工及其他脱离实际的行动。
林育英、罗章龙、张昆弟等人先后与李立三个别交换了意见，当面指出了他的错误，但李立三听不进。李立三认为：他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行动也是对的。
那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他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为了打击抵制他错误的人，他先后以组织的名义，召开多次会议，批判林育南、林育英、罗章龙等人的正确意见。
1930年6月，李立三把持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中说，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还强调，“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决议还说：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有到来的可能”。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其重点是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7月下旬，红三军团一度乘敌防守空虚之机，打下了湖南省城长沙。李立三得到这一消息，更加得意忘形，认为他的主张和计划是正确的。
这一年8月，李立三控制的党中央成立了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同盟军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当活动，并提出了全国行动的详细计划。
为了保证暴动的胜利，李立三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也要作好战争的准备。
面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越来越脱离实际，林育南忧心如焚。一天，他又找到李立三说：“立三同志，你的暴动计划太危险，革命有可能一下子断送在你这个计划中。”
李立三说：“我这个考虑是正确的，不会有危险！”
林育南见难以说服他，又语气很重地说：“目前，我们搞大暴动、打大城市的条件不成熟。你这样搞，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利令智昏的李立三虽然难以驳倒林育南，但听不进林育南的意见。
当时，林育南是下级，李立三是上级。如站在明哲保身的立场和遵照下级要听上级这个原则，林育南不与上级作这种斗争，自然不会有什么错。但是，作为一个有高度党性原则和修养的革命者，眼见革命事业即将受挫，不站出来说话，良心上觉得过不去。思来想去，他决定坚决与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斗争下去。
他在自己斗争多次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决定组织、动员其他人一道抵制、反对“立三路线”。首先，他在自己管辖的“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的范围内，批判李立三的“左”倾盲动思想，分析这种错误路线的危害，并动员机关的同志起来抵制冒险主义。其次，联络正义感强，有较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观察、分析问题敏锐的何孟雄、李求实、罗章龙等人与自己一起行动。这些人中，尤以何孟雄、李求实两人态度坚决。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与林育南的看法、观点一致。
他们从维护党和革命事业出发，不顾个人安危，采取多种形式，如口头反映、书信揭发，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揭露李立三脱离实际，在全国强行搞“左”倾冒险、盲干瞎干的错误。何孟雄那时是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他对“立三路线”意见很大。在林育南的支持下，他除在各种会议上公开反对李立三外，还起草了《政治意见书》，系统地向中共中央陈述了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意见。他还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后，向中央提出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