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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林育南也向中央提出：中央应有一个更郑重的决议，要明确指出，6月11日以后的路线是“立三路线”。为表示自己反“立三路线”的决心，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铁峦”的笔名。他说：“此后，我更当造成‘山’一般的稳定，‘铁’一样的顽强……”
对这一时期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林育南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用“校务改革”的暗语多次谈及，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这些时的生活，真是难写。因“校务改革”（指反“立三路线”）的奋斗用尽了我一切的力量，才得到了相当的成效……
由于林育南、何孟雄及中央其他负责人坚决反对、抵制“立三路线”，大大减少了这条极“左”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
但是，林育南、何孟雄为反“立三路线”，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林育南后来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何孟雄也屡受压制和打击。
直到1930年9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才得以纠正。林育南反“立三路线”的历史功绩，曾受到中央领导人和许多有正义感的共产党员、革命者的高度赞扬。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60节 立场坚定斗王明
林育南从浙江返回上海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未给他安排新的工作。
他利用这段空余，一边认真读书，一边领导“苏准会”机关的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想抓住这个机会，把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一些，以利今后的革命工作。
不料，“苏准会”机关的学习开始后，党内又发生了王明篡党夺权和残酷打击迫害不同意见的同志的事件。林育南是一个颇有正义感的老资格的共产党人，难以容忍这样的事情。为了党的事业，他不得不站出来，投入到反对王明的斗争中去。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31年1月7日，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干预、操纵，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排挤或未到会的情况下，王明用突然行动的方式，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当时，有的中央委员在会前20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有的人到了会场还不知道开什么会，还有的委员因与王明意见不同，到了上海未被通知开会，林育南也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
四中全会的会议时间定为一天，实际只开了5个小时。在这次全会上，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王明，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虽然在这次会上被选为总书记，实际大权却落到了王明手中。
何孟雄及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铁路总工会的代表对米夫及王明的做法极为不满，以集体退席的方式，向大会表示抗议。罗章龙退出会场时，被人扯住。
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认为，中国革命极其复杂，要取得胜利并夺取政权，必须有德高望重、德才兼备、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否则，革命难以成功。王明不具备上述条件，不够格当党的领导人。为了使党的事业不受损害，1月8日，他们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联络张金保、李求实等18名共产党员在党内发表了反对王明的《告同志书》。
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的正义之举，深深地触犯了王明。
王明执掌大权后，拼命打击、排斥不同意见或反对过他的人。何孟雄、林育南成了他要打击的主要对象。他利用兼任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职务，以贯彻四中全会会议精神为名，几次召开扩大会议，残酷打击何孟雄。
林育南本来对四中全会就有意见，王明通过不正当手段爬上中央领导岗位后，又专横跋扈，疯狂迫害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他对王明的意见更大了。他决定与何孟雄等一道，坚决开展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各种行动，反对、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和行为，支持何孟雄的正义之举。
1931年1月，他在给朋友的几封信中，谈到他与何孟雄等人的反王明斗争时说：
现在“校务”（指反王明的斗争）很有新的发展，而有待于吾人之努力者更切，因此，这些时我得更要费力参加……
……这些时真是忙啊！每天总是到处跑，个人的许多事都放着，为的是要将“校务”彻底改造一番，虽然我们的努力已有相当的成效，然去我们的期望尚远得很，这是要长期的努力奋斗，当然不是马上可以成功的。这一切的经过，我希望明天星期日有空到你寓详细一谈。
1月15日，他又在另一封信中说：“我太忙了……几乎废寝忘食。这比拿着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
为了团结其他共产党人反击王明，彻底纠正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反对王明的措施。
他们决定分成两个组活动，林育南一组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222号东方旅社31房间，何孟雄等人则在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东方旅社31号房间是何孟雄租的住房。过去，林育南经常到何孟雄住的这间房子里商量工作。
17日早饭后，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陆续来到了东方旅社。
这时，当局已对林育南进行了跟踪、盯梢。
会议开到下午，一个巡捕化装成茶房走进了31号房间。茶房一进屋，怀疑里面的8人是共产党员，马上向守候在外面的巡捕发出了信号。不一会儿，数十名巡捕一拥而入，将毫无准备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抓住，并押到租界内的老闸捕房关起来。
随后，化装守候在31号房间的几名密探又抓捕了后到会的3人。与此同时，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
这次大搜捕持续了一夜，到18日凌晨，共有36名共产党员及革命者被抓。
对这36人的被捕，史料上说是叛徒王掘夫告的密。而近几年来，海内外的一些书刊上却说林育南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捕，是由于王明、康生的叛卖。下面，我们选登一些，供读者参考。
1992年，美国著名学者翰拜伦在纽约Simoh&Scluster出版的康生传《龙爪》一书中，谈到康生当年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一事时写道：
事实上，真正杀死这30多个共产党员的凶手不是蒋介石。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向国民党密探提供情况的不是别人，而是康生。1967年，解放初抓获的国民党特务吴炳叔交待说，在何孟雄、林育南一批人被捕之前，国民党已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详细背景材料，包括入党的时间、入党后的活动，还有些连当事人自己也不易记起的细枝末节，因此后来的审讯过程只是核对一下事实而已。吴炳叔相信资料来源于共产党内部。但具体是谁，他不清楚。康生当时身为共产党组织部的头头，掌管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只有他才能接触并提供这些能置人死地的文件。
除了吴炳叔的证词外，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另一个解放后被抓的国民党特务王云城，曾亲眼目睹康生出卖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及“左联”5烈士。王云城本来是留苏回国的共产党员，一度当过共青团的书记，是王明的亲信（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是王明的保镖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抓住后，他写了投降声明，转而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他写道：“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个追随者，都死于赵容（康生的名字）领导下的红色恐怖活动。”
康生为什么要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呢？翰拜伦在书中分析说：“后来，随着王明的逐渐得势，康生最终选择了他的立场，把政治赌注押在王明这一边。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样的人才能对付敌手，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进了新的中央委员名单之中。康生自然急于证明自己在派系斗争中的才干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杀人计，帮助王清除了障碍，也为自己捞到了好处。不久，康生成为中共特工部的首脑，负责共产党在整个国民党白区的安全和谍报工作。他抓住这一行使权力的良机，大显身手，或暗杀国民党密探，或惩罚共产党叛徒，直到两年后受命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曾以《康生在上海》为题，转载了《龙爪》一书的部分章节。
1991年10月创刊的《炎黄春秋》杂志发表的麦阳的《谁是告密者——龙华24烈士被捕之谜》一文，谈到了林育南等龙华24烈士被捕是王明告的密。
麦阳在文中讲，是王明告密的说法最早由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王克全传出。王说，王明是通过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一个安徽籍同乡告的密。麦阳在文中还说，据曾任过中共中央委员的张金保回忆，解放大连接收伪公安局时，发现有一本日本出版的书，里面也说到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是王明告的密。
麦阳在文中还分析说：这次集体被捕事件，不可能与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无关。被捕人员几乎全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的，而烈士们被捕时所在的中山旅社6号房间、东方旅社31号房间则是他们聚会商议的地方。1月17日江苏省委也在此开秘密会议，因这些人都是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一个也没有被逮捕。
对王明、康生叛卖林育南等人一事，1994年第4期《博爱》杂志发表的鲁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