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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的，一个也没有被逮捕。
对王明、康生叛卖林育南等人一事，1994年第4期《博爱》杂志发表的鲁訇的文章《康生迫害张文秋的历史恩怨》，还说出了另一层原因。
鲁訇在文中说，康生做中央组织部长时，利用职权，包庇他的情人、妻妹、叛卖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曹文敏，引起已知道曹文敏叛变的张文秋及山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向中共中央揭发了曹文敏的罪行，并要求将曹文敏清除出党组织。中央派人调查这件事时，张文秋如实揭发了曹文敏的问题，并写了书面材料。张文秋在材料中说，曹文敏的叛卖行为已对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认为这样的人再不能留在党内，更不能让她做党的机要工作，也不应该住在康生这样的中组部负责人家里，以免她再对党组织造成新的危害。
张文秋的正义之举，深深地触犯了康生。为报复张文秋，他背着中央通知张文秋，要她单独去一个秘密地点，就曹文敏的问题与有关人员进行“当面对质”。张文秋得到通知后，认为这样很不妥，就向自己的直接领导林育南作了报告。
林育南认为康生这样做是错误的，并马上向周恩来告知了这件事。周恩来与林育南商量决定，张文秋已向组织写了书面材料，不必搞什么对质。随后，林育南将他与周恩来商量的意见通知了康生。林育南还对康生说：“苏准会”的工作很忙，张文秋离不开，有什么需要她说明的问题，可以叫她写材料。如果认为她写的材料不可信，可以派人去山东进一步调查核实。
不久，周恩来、邓发等中央领导人派人去山东调查张文秋反映的问题，结果证明张文秋写的材料是正确的，有根有据，曹文敏确系变节分子。
在事实面前，康生不得不低头，并作了检讨。
但事后，康生并不认错。他认为林育南、张文秋使了他的坏，弄得他几乎下不了台。他几次利用职权寻机报复张文秋，甚至要暗害她，因周恩来、邓发、林育南等领导人的保护，康生的阴谋才未得逞。直到全国解放后，张文秋成了毛泽东的亲家，康生仍不忘当年旧事，勾结江青对她进行迫害。
鲁訇的文章还说：
阴险狠毒的康生还早就对保护过张文秋的林育南等同志下了毒手。
1931年初，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操纵下，占据了中央领导岗位，推行“左”倾机会主义一套。康生立即投靠过去，积极为他们拍马抬轿。林育南等许多负责干部和忠诚党员，公开反对抵制他们的错误方针。有一天正在一处开会，事先得到消息的王明、康生一伙，把他们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人员名单，故意泄露给敌人，使敌人突然包围会场，将林育南等同志一齐捕获，很快全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笔者写此书时，仔细研究过林育南、何孟雄及“左联”5作家的死因后，也认为仅以叛徒王掘夫告密造成了这么多人被捕，是说不过去的，其理由是：
A。从有关史料记载，王明本来已经从中央特科得知，国民党特务混入了何孟雄、林育南等反四中全会及王明的人内部，他不让特科的人去告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并以“很危险”、“已来不及”为借口，阻止中央特科的同志去报信。
B。王明得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的被捕的消息时，正在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会议。党内这么多重要负责人被抓，他不但未采取任何措施，反而很冷淡，并当着与会人员说：这是早预料到的，是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何、林等人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人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接着，他又将组织关系在江苏省委的何孟雄开除出党。从王明对待何孟雄的态度看，他和康生是残害何孟雄、林育南的凶手。
C。龙华24烈士牺牲后不久，王明为掩人耳目，假惺惺地写了一首《悼“二七”龙华死难烈士》诗，全诗4句28个字：“廿六英雄同遇难，而今‘二七’更怆然。育南师辈孟雄友，泪洒春风泣杜鹃。”读了这首诗，使人感到很奇怪：龙华24烈士都是强烈反对他和六届四中全会的人，他也曾在大会小会上攻击龙华24烈士有“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此时怎么又写起悼念这些人的诗呢？而且还称林育南为“师”，何孟雄为“友”。笔者认为，王明是个言不由衷、惯搞小动作的阴谋家，他之所以写这首诗，是因为心虚。他企图用“悼念”诗掩盖他的卑劣行为，遮盖他的丑恶嘴脸。
D。笔者意外地在原黄州市档案馆发现的一件尚未发表的重要史料，也证实了吴炳叔、王云城的证言。这篇史料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作者叫柴云堂，浙江宁波市人。他曾和林育南、胡也频、柔石、殷夫一起关押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柴云堂在这篇史料中透露，林育南是哪里人、多大年龄、何时入党、历任职务等情况，当局了如指掌，并把他作为“首犯”对待，还用专机将他押到南京劝降。敌人审讯他时，直呼他为“秘书长”。如果不是党内重要人物向敌特机关提供了很详细的情况，当局对林育南是不会知道得那么清楚的。
E。中央特科准备在途中营救林育南等人的消息也很快被敌人知道。国民党原计划将林育南等人押到南京公开处决，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准备在途中劫车营救，由于党内有人把消息故意透露给敌人，使蒋介石临时改变决定，立即下令将林育南、何孟雄及“左联”5作家等24人就地秘密处决。当时，中央特科的行动是极其机密的，不是党内要人不会知道此情况。王明、康生怕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出来继续反对他们，故用这样的办法将他们置于死地。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61节 婚姻生活多曲折（1）
有人说，名人婚姻多不幸。此话虽颇偏激，细细咀嚼，许多名人的婚姻又的确如此。
林育南虽是奇才，面貌也长得很不错，在婚姻方面却颇多曲折。
他的第一个妻子叫汪秀芝，系父母包办的婚姻。对于这门亲事，林育南不太满意。
林育南是林协甫的独生子。他出生后，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林协甫虽长住武汉，见的世面也多，但在处理独生子的婚姻问题上，却相当封建、保守。当时，他家的经济条件较好，选择对象自然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得较多。林协甫曾对里的人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找对象要选一个好人家，不能找太穷的人。”
袁昌恒对林育南虽然很好，但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与林协甫的看法完全一致。她认为，她这是爱儿子。她不知道，她的这种爱，是害了一代人。林育南长到十几岁时，林协甫、袁昌恒给他订了婚，女方是本县铁铺乡的汪秀芝。
汪家虽世代为农，家境却较好。因而，媒人一上门提亲，林协甫就同意了。至于汪秀芝智力是否好，反应是否敏捷，林协甫、袁昌恒没有怎么考虑。他们这种重家境、钱财的婚姻观，给儿子日后的婚姻带来很大的痛苦。
林育南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时，见识增多，视野扩大。他认为：男女结合，应是心与心的结合，爱与爱的交融。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可能有幸福。对父母为他与汪秀芝订的婚约，应该废除。
另外，他的思想和婚姻观念也比较超前。有一次，他给一位同乡写信时，猛烈抨击子女随父姓的封建观念，他说姓这个东西是女子人格的敌人，要求女子解放，非把它除掉不可，其理由是：（1）夫妻系男女双方同意才结合的，女方不应从属于男方，妻从夫姓是不合理的；（2）子女是由丈夫的精子与妻子的卵子结合长成的，不应承袭男方之姓，何况孩子出生以后，哺乳、料理等多靠妻子，子女承袭夫姓无理之致，今后应该废除。只有这样，男女才算真正平等了。
林育南的想法虽然有道理，要实行起来却很难，因为中国是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要实现他的主张，阻力太大了。
有一次，他放假回家。他决定利用假期好好与父母谈这个问题。吃过晚饭，他对父亲、母亲说：“两位大人都在这里，儿有一事想与大人商量一下，不知可否？”
“什么事？”林协甫问。
“我已立下大志，以后以改造社会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为不误汪家秀芝的青春，我想解除与汪家的婚约。”
林育南话音一落，林协甫火冒三丈，大声训斥道：“婚姻不是儿戏，哪有无故解除婚约的道理？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无非是用我赚的钱读了几年的书，识了几个字！难道你读了书，就可以不要媳妇？”
“我的意思是……”
“不用说了！”林协甫气冲冲地说，“你的想法是错误的。只要我和你母亲在世，你就不能与汪家解除婚约！”
坐在旁边的袁昌恒见他们父子闹得很不痛快，走到儿子身边劝道：“育南啦，你要听父亲的话。你想过没有，你如与汪家解除婚约，我和你父亲如何向汪家交待？汪家秀芝今后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婚姻系人生终身大事，万不可胡来！”
林育南见母亲也生了气，便一言不发。
这天晚上，林协甫、袁昌恒劝了他好一阵，但仍未解决林育南的思想问题。
到了1917年夏，林育南已有19岁。林协甫考虑儿子已成年，应该结婚。为此，他单独与林育南谈过婚姻问题，希望儿子在年底办婚事。袁昌恒更是着急，儿子一回家，她就谈这件事，并几次非要儿子答应下半年将媳妇接进门。
林育南对此很冷淡，父母一谈这事，他就以学业未完作借口，一直不向父母表态。
袁昌恒是继母，心里想的比林协甫更复杂